已是第几次“遇见”杨仁山？

且容我细想：

第一次 金陵刻经处

在南京的老门东，青奥期间，有间《金陵刻经处》，作为南京文化的一个窗口展出，初闻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仁山。

金陵刻经存在已有上百年，建在别处（淮海路35号，不对外开放），老门东的这一处是临时设立。

顺便了解一下金陵刻经处的历史：

始建于同治五年(1866年)，是晚清著名学者杨仁山先生一手创办。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刻经处换了一拔又一拔人，不管外面印刷术如何演化，发展。刻经，仍沿用古老的传统工艺，雕版印刷木刻水印和线装函套。

且一直秉承创办者当初立下的“三不刻”：

“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鄙人志愿，亟望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致贻误学者。”

第二次 《江苏名塔》

今年十月份从朋友处偶得一本书《江苏名塔》，无意翻到一章：杨仁山居士墓塔。

一个“普通”居士的墓塔居然列入名册，誉为“南京八塔之一”，实出意外。若不是看到这本书，委实不知。

不妨重新捋一捋过往的这段岁月，籍此回望，那半个多世纪里，南京城都经历了什么。

同治五年（1866），杨仁山率全家移居南京，参与经过太平天国十年战火后的城市建设工作，主持江宁工程。当时江南久经战火，文物典籍损毁殆尽，甚至最常见的佛经如《无量寿经》、《十六观经》等也难以觅到。

“末法时代，只有佛教经典广为流传，才能普济众生”，同年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并首刊《净土四经》。后在杨公井附近购置土地，建屋，前部为经坊，后部为家眷居住，居士的居室在宅院的最西隅，一座独立的平房。前有池塘，四周植柳，命名“深柳读书堂”，简称深柳堂。

杨仁山设立了祗洹精舍、佛学研究会，由刻经而朝夕丹铅，感发讲学，反复增进。

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如谭嗣同、欧阳渐、苏曼殊等与深柳堂皆有来往。

宣统三年（1911），杨仁山病逝于深柳堂。临终前，嘱吒家人：“经版所在，即吾之遗体所在。”后遵照遗愿，将其安葬在经版房。

后人赞之：“世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

居士逝世七年以后的1918年，墓塔建成，民国总统黎元洪赠“法幢持世”匾额一方悬挂于深柳堂。

杨仁山居士墓塔是藏密式建筑，为六角形喇嘛塔。

第三次 藏经楼

十一月的一天，去大报恩寺参观，在藏经楼中再次遇见。

墙上众多的壁画中，看到《金陵刻经处》。

走过佛教史上的一个个名人雕像时，杨仁山赫赫在册。

第四次 杨文会故居

2018年12月16日，到乌石镇长芦村赶集，再一次“遇见”杨仁山。

这次走进他的故居，不大，一个小院子，普普通通的两进民宅。

纪念馆极简陋，外墙上刻有杨文会（杨仁山）生平：

“道光十七年（1837）十一月十六日丑时生于安徽石埭县乌石岭下杨家，名文会，字仁山。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破安庆，徽州等地，文会时居襄办团练，跣足荷枪，身先士卒，论功则固辞不受。

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驻安徽省省城安庆，委任文会为湘军谷米局主任。

同治三年（1864），文会于病中偶得《金刚经》《大乘起信论》，怀归展读、觉甚微妙，自此走上学佛之路。

同治五年（1866），文会在南京正式成立金陵刻经处。”

1866年之后的历史，在《金陵刻经处》中已作介绍。

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七日午后二时，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寓所“深柳堂”示寂。

这一段在《江苏名塔》中看到记载。

说是纪念馆，其实只在大厅正中挂一幅画像，两侧墙上贴一些图片和文字。

从1866年，杨文会率全家移居南京到1911离世，这45年里，不知文会有没有再回到家乡。

故居中尚有人居住，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年纪已高，听我口音是南京人，便说南京多次来过人，准备把纪念馆搬走，也许下一次再来长芦村，这个纪念馆便不在了。

说来四次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或书，或景点，或是村落里遇见，是巧合吗？

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真实的历史在不同的时空中互相佐证。他的一生活在生命的74年里，而影响则长存在漫长的岁月中。

“世间奋身捍国器，化外修佛誉宗师”这幅悬于大厅上的楹联，当是对杨仁山一生的概括。

贴在墙上的图片和文字，除了生平介绍，更有后人对他的怀念和评价，“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中国近代佛教路上孤寂的“筚路蓝缕”。

想来从南京到安徽，从老门东到大报恩寺，在一次次旅行中遇见，旅行究竟是什么？

历史抖抖落落散落一地的碎片，旅行中这儿捡起一颗，那儿拾掇一点，再拼接串起来，重现过往，如电影回放。

不是百度上不辩真伪的搜索，也不是印在书本上的一板一眼，是有血有肉，有声音画面，从故居、毕生工作的地方到墓塔，是鲜活的人和历史，在这历史的浸润中，变得鲜活起来，融入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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