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6日，上午，今天我与夫人的计划是游览南京钟山风景区，第一站就是明孝陵。可惜天不作美，我们刚刚进入明孝陵，就下起了大雨，不过，在雨中游览600多年前的古代恢弘大气的皇家陵墓，更增添了一些历史的厚重感。明孝陵位于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位于钟山风景名胜区内，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其皇后的合葬陵寝。其占地面积达170余万平方米，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

 

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中军都督府佥事李新主持陵墓的营建工程。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马皇后去世，9月葬入孝陵，定名为“孝陵”。孝陵之名，因皇后马氏谥号“孝慈高皇后”，又因奉行孝治天下，故名“孝陵”。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孝陵享殿等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明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于去世，礼葬孝陵。朱元璋及其皇后合葬的地宫俗称“宝城”，是一个直径约400米的圆形大土丘，它的四周有条石砌成的石壁。

 

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诸王群臣纷纷上表劝进，朱棣在象征性的推辞两次后，于己巳日，“谒孝陵”，虽然“唏嘘感慕，悲不能止”。至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整个孝陵建成，先后调用军工10万，历时长达33年。其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形制参照唐宋两代帝王陵墓而有所增益。其总体布局分两部分：一是导引建筑的神道，二是陵寝主体建筑。建成时围墙内享殿巍峨，楼阁壮丽，南朝七十所寺院有一半被围入禁苑之中。当时从朝阳门（今中山门）至孝陵卫到陵墓西北所筑的皇墙有45华里长，护陵驻军有5千多人。那时候陵园内亭阁相接，享殿中烟雾缭绕，松涛林海，养长生鹿千头，鹿鸣其间，气势非凡。  

 

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百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明清皇家陵寝分布于北京、湖北、辽宁、安徽、江苏等地，是中国明清两朝皇帝陵寝建筑群，按照严格的等级规制营建，具有完整的地上、地下建筑体系，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建筑华美，工艺精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的丧葬制度。

 

承唐宋帝陵“依山为陵”旧制，又创方坟为圜丘新制。将人文与自然和谐统一，达到天人合一的完美高度，成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文化与环境美学相结合的优秀典范。明孝陵作为中国明清皇陵之首，代表了明初建筑和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直接影响明清两代五百余年20多座帝王陵寝的形制，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故而有“明清皇家第一陵”的美誉。终明一朝，南京明孝陵一直是祖宗根本之地，备受尊崇。每岁有固定三大祭、五小祭。凡遇国之大事，均需遣勋戚大臣祭告。

 

明孝陵处于山清水秀的环境之中，周围山势跌宕起伏，山环水绕，人文与自然景观浑然天成。陵园规模宏大，格局严谨。孝陵建筑自下马坊至宝城，纵深2.62公里，陵寝主体建筑当年建有红墙围绕，周长2.25公里。明孝陵经历了600多年的沧桑，许多建筑物的木结构已不存在，但陵寝的格局仍保留了原恢弘的气派，地下墓宫完好如初。陵区内的主体建筑和石刻有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包括下马坊、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神道、石像路石刻等，都是明代建筑遗存，保持了陵墓原有建筑的真实性和空间布局的完整性。

 

墓区的建筑大体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蜿蜒曲折的陵墓神道。自下马坊至孝陵正门（文武方门）；第二组是主体部分，从正门到宝城、明楼、崇丘为止。由卫岗的下马坊至文武方门的神道长达2400米左右。下马坊即孝陵的入口处，是一座二间柱的石牌坊，面阔4.94米、高7.85米，坊额上刻“诸司官员下马”6个楷书字，谒陵的文武官员，到此必须下马步行，以示对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尊敬。沿神道依次有：下马坊、禁约碑、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碑亭、御桥、石像路、石望柱、武将、文臣、棂星门。过棂星门折向东北，便进入陵园的主体部分。这条正对独龙阜的南北轴线上依次有：金水桥、文武方门、孝陵门、孝陵殿、内红门、方城明楼、宝顶等建筑。陵寝建筑都是按中轴线配制，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

 

神烈山碑位于下马坊东边36米处，是明嘉靖十年（1531年）立，正面阴文双钩浅刻“神烈山”3字，原有碑亭，现已不存在，仅存四角石柱础。神烈山碑是明嘉靖十年改钟山为神烈山时而立。

六国文字碑是由清政府所立，意在对喜好在明孝陵“涂鸦”的外国游客以警示，以六国文字书写。碑文的大概意思是“鉴于明孝陵内御碑及附近古迹历年破坏、毁损情况严重，端方总督大人下令竖立围栏对其加以保护。有人越栏参观或者可能对前述御碑及陵区古迹造成损坏之行为，一律禁绝”。清代末年，国门被打开以后，慕名而来的游客尤其是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在这些洋人中，有一些显然喜欢在明孝陵的建筑和石刻上乱涂乱画，令当时的地方政府很是困扰。下令立碑之人为端方，其当时的身份为两江总督，根据管辖范围，这位两江总督所管辖的是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出当时洋人们的涂鸦行为已经让当时的政府忍无可忍。针对这种情况，两江总督拿出了两个“方子”：一是让两江洋务总局和江宁府在明孝陵设立“六国告示碑”，明确警告素质不高的老外游客们不要乱涂乱画；二是将明孝陵神道内的石刻全部装进木栅笼，这样一来，就将文物与不文明的洋人们隔绝开来，没有再顺手涂鸦破坏的机会。尽管如此，在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上，还是能看到疑似清末俄国人留下的刻字。

 

大金门位于下马坊西北750余米处，是孝陵的第一道正南大门。大金门原为黄色琉璃瓦重檐式建筑，现存砖石砌筑的墙壁，下部为石造须弥座，面阔26.66米，进深8.09米，墙壁辟有3个券门洞，中门较高为5.05米，左右两门高4.25米。原门的顶部及东西两侧的陵园红墙早已不存，但仔细辨认，还能从大门侧面墙上看到与红墙连接的痕迹。在大门正面底部，石造须弥座上，可见束腰处有浅雕的石刻碗花。

 

神功圣德碑及碑亭，在大金门正北70米处，是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为朱元璋撰述的歌功颂德碑及碑亭。神功圣德碑亭建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筑平面为正方形，故俗称“四方城”，内置明成祖朱棣为其父朱元璋所立的“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楼顶已毁。原碑亭为砖石砌筑，平面呈正方形，亭子的结构顶部已荡然无存，现仅存四壁，每壁各有一个宽5米的拱形门洞，外观如一个城堡，故俗称“四方城”。

 

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立这块“功德碑”呢?这话说来就与朱棣如何夺取皇位的一段历史有关了。朱元璋太子朱标，早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就病死了，只好册立只有16岁的皇太孙朱允炆为皇位继承人。朱元璋死后，朱允炆继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建文皇帝。其时身在北京的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兵南下。经历了四年的“靖难之役”，攻下南京，夺取了政权，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永乐大帝。所以朱棣大书特书朱元璋功德的背后，实在是大树特树自己的权威。为此，朱棣原先曾在南京东郊的阳山派了万民工开凿了一块巨碑，其碑帽、碑身、碑座加起来高达72米，但因为实在太大无力搬运，加之民心已顺，天下太平，于是也就弃之不用了。后来另找了一块，这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块功德碑。可是，阳山碑材，至今犹在，堪称“吉尼斯世界纪录”，已成为明代遗迹一大景观。

 

“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刻着明成祖朱律颂扬其父朱元璋“功德”的文字。全文长达2746宇，每个字都有拳头大小。整座碑由碑座、碑身、碑帽三部分具成，碑座是一只巨大的龟形动物，高2.08米，古人称为“贔屃”，是一种神话传说中的动物，据说特别能负重。整碑通高8.78米，是南京地区最大的一块古碑。在古代，又是怎样把这样高大的石碑立到“龟”背上的呢?据《文沙披海》记载，树立这块碑时，因龟趺太高，石碑怎么也立不上去，可把管这项工程的人急坏了!一天，他梦见神人对他说：“想立此碑，必须使‘龟’看不见碑，碑看不见‘龟’”。醒后，他想了一想就明白了。到了工地后，他叫人运土把“龟”埋起来，然后顺土坡将碑拉上去，待碑立起来后，再把土去掉。这说法，虽有迷信色彩，但“堆土法”看来还是合乎科学道理的。

 

四方城向西北行约100米过御河便进入神道。明孝陵神道的最大特点在于建筑与地形地势的完美结合。其不同于历代帝陵神道成直线形，而是完全依地形山势建造为蜿蜒曲折的布局。而且在每一段落的节点处安放石像生来控制空间，形成一派肃穆气氛。石像生下铺垫有完整的六朝砖，使其600年来没有下沉。神道由东向西北延伸，两旁依次排列着狮子、獬豸、骆驼、象、麒麟、马6种石兽，每种2对，共12对24件，每种两跪两立，夹道迎侍。明孝陵的神道石刻是中国帝王陵中唯一不呈直线，而是环绕建有三国时代孙权墓的梅花山形成一个弯曲的形状，形似北斗七星。

 

这些石兽体现了皇家陵寝的礼仪要求，各有寓意：狮为百兽之王，显示帝王的威严，它既是皇权的象征，又起到镇魔辟邪的作用；獬豸是一种神兽，独角、狮身、青毛，秉性忠直，明辨是非，它能用角抵触有罪的人；骆驼是沙漠与热带的象征，它表示大明疆域辽阔，皇帝威镇四方；大象是兽中巨物，它四腿粗壮有力，坚如磐石，表示国家江山的稳固；麒麟是传说中的“四灵”即麟、龟、龙、凤之首，它是披鳞甲、不履生草、不食生物的仁兽，雄的叫麒，雌的叫麟，象征“仁义之君”和吉祥、光明；马，在古代是帝王南征北战、统一江山的重要坐骑。

 

明孝陵神道的6种石兽中，以象为最大，重达80吨，当时为了将这些石兽运抵明孝陵，冬季时，在路面上洒水结成冰，再用粗大的竹、木作滚轴，一路上用人力推滚的办法来完成运输任务。这段神道现俗称为石像路，全长615米。石兽的尽头，神道折向正北，至棂星门，长250米。这段神道置石望柱和石人，2根望柱呈六棱柱形，高6.6米，其上雕刻云龙纹。通常望柱均置于神道的最前面，而明孝陵的望柱则置于神道中间，这也是朱元璋的独特之处。石望柱之后是东西相对而立的翁仲，有武将、文臣各2对，共8尊，高各为3.18米，石人石兽的体型都很巨大，是明代石刻的艺术珍品。

 

明孝陵石像生共18对，其中文臣3对、武将3对、站卧马各1对、站坐麒麟各1对、站卧象各1对、站卧骆驼各1对、站坐猊各1对、站坐狮子各1对。所有石雕像均以整块石料雕成。不刻意追求形似，而注重神似，其风格粗犷、雄浑、朴拙、威武，气度非凡。这组石雕对称地排列在神道两侧，南北长800多米，构成威武雄壮的长长队列，使皇陵显得更加圣洁、庄严、肃穆。孝陵石像生是明代陵寝中规模最大、最具特色的一组。

 

明清鼎革，明孝陵仍享有崇高的地位。清朝前期在满汉矛盾冲突之下，清代统治者处于政策的需要，也必须笼络广大汉民族以加强统治，受汉文化影响，对明陵实施保护政策。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全国局势未稳之际，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遣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初，豫亲王多铎平定江南，本月中旬进驻南京城，二十七日就“谒明陵，命灵谷寺僧修理”。七月，又“遣内官正副二员，陵户四十名，守明陵”。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首次次南巡到达金陵，亲往孝陵拜祭。“上由甬道旁行，谕扈从诸臣皆于门外下马。上行三跪九叩头礼，诣宝城前行三献礼；出，复由甬道旁行。赏赉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有差。谕禁樵采，令督抚地方官严加巡察。”其谒陵态度之恭敬，礼数之尊崇，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父老从者数万人，皆感泣”。清朝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玄烨下江南拜谒孝陵，题“治隆唐宋”碑于碑亭。清朝康乾年间，康熙南巡，六次遣官拜祭，五次亲往谒陵；乾隆六次南巡，更是次次至明孝陵“拈香奠酒”。且二人祭拜时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参礼，可谓优渥有加。被时人誉为“礼文隆渥，逾于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举”。

 

神道向北18米的尽头为棂星门，存石柱础6个，已重新修复，仿木结构形式，三门六柱，面阔20．61米，高7．60米，三门并排，彰显明代初年的质朴与厚重。3个门之间用红色矮墙连接，琉璃瓦覆顶。过棂星门折向东北275米，即到御河桥，也称金水桥。

 

南京地区雨量充沛，钟山主峰的雨水主要经独龙阜孝陵陵宫区域排泄，明孝陵必须建有完善的排水系统，才能确保陵宫的安全。因此，孝陵陵区内设有外御河、内御河和宝城御河三条排水系统。这三条御河在规划和设计上可谓独具匠心，它将陵域划分成导引区、神道区、前朝区和后寝区，同时通过三组御河桥，将这四个区连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并且使整个陵域更为完美，更富有生机。御河桥中的第一组介于碑亭和神道石刻之间，为砖构单曲拱桥，霹雳之水由桥下西流，御桥旧址犹存，桥非原貌，今称\"虹桥\"。

 

第二组桥位于神道尽头，过棂星门折向东北275米，即到御河桥，也称金水桥，是直通陵宫的桥梁，一字排列5座，又称\"五龙桥\"。它与陵宫处于同一南北中轴线上，桥身作石构单曲拱桥样式，5座石桥与正北方200米处的5孔陵宫门一一对应。仅存中间3座，桥身起券，两侧有散水螭首和护栏望柱。这组御河桥的桥基和两岸石堤为明代原物，护栏是1995年重新修复的。桥下御河河道已实施清理改造工程，流经御桥的河水清澈不绝。通过御河桥向北，顺缓坡而上，便是陵寝的主体建筑。

 

第三组御桥处于方城之前，石造单券拱桥，长57.5米，宽26.6米，两侧石栏、螭首多残毁，但桥身体量宏大，结构牢固，做工细腻，是明初桥梁建筑中的杰作。过了这座御桥便是朱元璋长眠之地，因此称其\"升仙桥\"。除三条御河外，陵宫地下还建有巨大的涵道，以增加雨季的泄洪量。陵宫内则建有地下排水管道，地面建筑周围均以砖铺设散水和明沟，享殿台基四周有数十个向外悬挑的精美的散水螭首，陵宫宫墙外也以砖铺设散水，并以砖石砌建挡土墙。明孝陵的整个排水体系和细部设施，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既充分利用原有河道，又将其艺术地融入陵区的布局之中，高度体现了南方多水地区建筑规划上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明孝陵寝的主体建筑是自正门至崇丘，包括文武方门（即正门）、碑殿、享殿、大石桥、方城、明楼、宝顶等，筑有围墙。通过御河桥向北，顺缓坡而上，便是陵寝的主体建筑。文武方门是孝陵的正门，原为5个门洞，3大2小，中间3个为拱形门洞，两边2个为长方形门洞，庑殿顶上盖黄色琉璃瓦。清朝同治年间改建为一个门洞，上嵌清石门额，阴刻楷书“明孝陵”3字。1999年重新进行修复，恢复了明代时大门的原貌。现为五门，黄瓦、朱门、红墙，正门上方悬挂长方形门额，竖书“文武方门”4个鎏金大字。正门东侧立有一块“特别告示”碑，此碑是清宣统元年（1909）所立，以六国文字书写，警示保护孝陵的注意事项。碑亭后原建有两御亭，西边叫宰牲亭，东边的称具服殿。

 

碑殿原为孝陵享殿前的中门，即孝陵门，原为5个门洞，后被毁。碑殿是清朝时改建的，是一歇山顶，三开间，红墙小瓦建筑，南北正中各开一门，亭内立有5块碑刻。根据《中山陵史话》等书籍记载，这里曾有明孝陵的一道中门，但毁于战火，清代在中门的基础上改建碑殿，并竖立了五座高大的石碑。正中有一块大石碑，下有驮碑龟趺。其驮碑龟趺与众不同，脖子出奇地短。

 

御碑亭中陈列着五块碑，正中一块刻“治隆唐宋”四个鎏金大字，碑高3.85米，宽1.42米，厚度0.38米，为康熙皇帝手书。“治隆唐宋”的意思，是颂扬明太祖治国方略超过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作为清朝皇帝的康熙如此诏示天下，一方面表示了他对朱元璋的尊重和钦佩之意，另一方面也是有其良苦用心的。这是因清朝刚统治中国，康熙执政初，汉人不服满人统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康熙深知，光靠高压政策是不行的，还须依靠汉人。康熙一生中六次南巡，五次拜谒明孝陵，行跪九叩大礼。“治隆唐宋”就是他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下江南谒陵时所题，并由曹雪芹的祖父、当时的“江宁织造”郎中曹寅立碑。他是想借此笼络人心，以缓和汉满矛盾，加强其统治。从中亦可看出康熙的雄才大略。

 

在“治隆唐宋”碑左右还有清朝乾隆皇帝诗碑各一块，东西有卧碑两块，东边一块刻载康熙帝第一次谒陵纪事，西边一块刻记康熙帝第三次谒陵情形。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战火几乎让明孝陵地表建筑毁于一旦，康熙手书御碑倒地破碎。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奉诏祭陵，着手修复明孝陵。当时，曾国藩派员勘估，明孝陵维修实际需白银20万两，但是清朝财政拮据，结果最后只用了740两银子做了一些小维修，“治隆唐宋”御碑被扶起粘合。原本人们可以从石碑左右二边绕过，而在1980年代以后，整个石碑左右都被水泥所固定，一直到屋顶；所以要先从御碑殿出来，才可以看到龟趺的后面。

 

碑殿之后是孝陵的主要建筑孝陵殿，即享殿。原孝陵殿已毁，尚存三层汉白玉须弥座台基，通高3.03米，台基上有大型柱础64个。台基四角有石雕螭首，大殿前后各有3道踏垛，尚存6块浮雕云龙山水大陛石。大殿基长57.30米、宽26.6米，可见当时该建筑之宏大。原殿中供奉朱元璋及马皇后神位。现存地表建筑为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两次重建的三小间享殿，现殿内是“明孝陵史料陈列室”。享殿后是一片纵深100余米、宽数十米的空地，是当年露天祭祀的场所，中间有甬道，两边林木茂盛。甬道尽头有石桥，称大石桥，又称升仙桥，意思是过了此桥即为“仙界”。桥北是一座宽75米、高16米、进深31米的城堡式建筑，称方城。

 

方城是孝陵宝顶前面的一座巨大建筑，外部均用巨型条石建成，东西长75.26米，南北宽30.94米、前高16.25米、后高8.13米，底部为须弥座。方城正中为一拱门，中通圆拱形隧道。由54级台阶而上出隧道，迎面便是宝顶南墙，用13层条石砌筑。正中横刻“此山明太祖之墓”，显然为后人所制。沿方城左右两侧步道即可登上明楼。

 

明楼在方城之上，为重檐歇山顶，上覆黄色琉璃瓦，东西长39.45米，南北宽18.47米，南面开3个拱门，其余三面各开1个拱门，每扇门上面的门钉为9行，每行9颗，以显示九五之尊。方城明楼以北为直经400米左右的崇丘即是宝顶，也称宝城，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寝宫所在地。

 

明孝陵的宝顶近似圆形，是一个直径约400米的圆形大土丘，即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地宫，周围砌有砖墙。宝城厚实坚固，依山势高低起伏，下砌巨石，上用明砖垒筑，厚约1米；在南边石壁上于民国时期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七个大字。从1997年开始，文物工作者利用精密磁测等高科技手段对明孝陵进行了长达6年的考古勘探，地宫经探测被认定位于明孝陵圆形宝顶下面，地宫建筑面积根据探测结果竟达4000多平方米，几乎是已发掘的定陵地宫面积的3倍。明孝陵地宫的具体形制还不能清楚知道，但从明孝陵现存建筑、明故宫建筑遗存上大量使用石料作为建筑基座的现象，以及已经发掘的定陵地宫全部用石材构筑的实例可以推断，孝陵地宫应该也是全部用石材构筑的大型殿宇式地下建筑。文史专家大胆猜测了地宫殿堂的设计，参照生人居住的宫殿，因此一般应有主次之分，大跨度条石起券的拱券门作为明孝陵建筑的主要特征在地宫中也许会继续使用，主大殿应布置成厅堂的样式，摆放一些祭祀用品，并设一大缸，缸内盛香油，点长明灯。后殿作为地宫的主要部分，按照惯例应是摆放皇帝、皇后棺椁及各种随葬品的地方，朱元璋与马皇后的灵柩就停放在后殿的棺床上。对于一位开国皇帝而言，地宫里随葬各种金银玉器、龙袍锦缎、仪仗用具及生活冥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所有的推测都只是猜想，真正的地宫谜底，只有待日后的发掘才能知晓。明孝陵地宫历史上没有一次能够盗掘成功。之所以至今保存完好，是明孝陵的特殊防盗措施、历史机缘以及地理位置共同决定的。

 

明孝陵是现存建筑规模最大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其陵寝制度既继承了唐宋及之前帝陵“依山为陵”的制度，又通过改方坟为圜丘，开创了陵寝建筑“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明孝陵的帝陵建设规制，一直规范着明清两代500余年20多座帝陵的建筑格局，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所以，明孝陵堪称明清皇家第一陵。这座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明代皇家陵墓以其墓主显赫、规模宏大、形制独特、背依钟山环境优美而著名于世，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陵墓之一。明孝陵建设在朱元璋死前进行十几年，朱元璋对其极为用心，耗费的人力物力都是惊人的。这一切既是为了马皇后，当然也是为了自己。他对马皇后感情至深，在她去世后再没册立皇后，朱元璋一定会与其合葬。

 

明孝陵代表着明初皇家建筑的艺术成就，是中国陵墓建筑和陵墓文化的缩影。明孝陵从起点下马坊至地宫所在地的宝顶，纵深达2600多米，沿途分布着30多处不同风格、用途各异的建筑物和石雕艺术品，整体布局宏大有序，单体建筑厚重雄伟，细部装饰工艺精湛，凝聚了当时政治家、艺术家和建筑师们的才智。明孝陵的开创性地位还体现在其依山势地形蜿蜒曲折的陵墓神道。明孝陵改变了唐宋帝陵方上、陵台、方垣、上下宫制度和十字轴线的陵墓布局，首次按皇宫布局建立“前朝后寝”三进院落制，开创了陵寝建筑平面呈“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并一直规范着此后明清两朝500多年20多座帝陵的建设规制。特别是明孝陵的“前朝后寝”和前后三进院落的陵寝制，反映的是礼制，但突出的是皇权和政治。

 

明清易代被称之为“天崩地坼”的大事，之所以如此，绝不仅是因为政权的嬗替。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可能只有宋元之际和明清鼎革相类似，两者的共同点就是异族的入主中原。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非我族类，不入我论。”从中人们不难读出其对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的切齿之恨。清初的“薙发令”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暴政，更是激起了江南士民的强烈反抗。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清帝在全国局势基本稳定之后，到士风最为浓厚、遗民最为集中的江南拜谒孝陵，其谋求满汉认同、消弭民族矛盾的诉求，就不言自明了。“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

 

乾隆就曾在其《历代帝王庙礼成恭纪》中，愤愤不平地辩解道。消弭民族矛盾，首先就要消除文化隔阂，相对于强势的中原儒家传统文化，清朝统治者所能做的主要就是接纳并吸收儒家文化。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南巡归途中经过山东曲阜，亲诣孔庙参谒。《清史稿》记之甚详：“戊寅，上次曲阜。己卯，上诣先师庙，入大成门，行九叩礼。至诗礼堂，讲易经。上大成殿，瞻先圣像，观礼器。至圣迹殿，览图书。至杏坛，观植桧。入承圣门，汲孔井水尝之。顾问鲁壁遗迹，博士孔毓圻占对甚详，赐官助教。诣孔林墓前酹酒。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赐衍圣公孔毓埏以次日讲诸经各一。免曲阜明年租赋。”孔庙的“九叩礼”，让人不由联想到半个月前康熙在明孝陵前的“三跪九叩”，由此亦可见康熙皇帝的良苦用心。论及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明太祖可能无法与孔子相提并论。但康熙帝在南巡途中对二者的拜祭，相似的决不仅是形式上的“三跪九叩”，更是实质上的对满汉文化认同的诉求。一个是“万世师表”的孔圣人，代表着对千年儒家文化的传承；一个是开创有明一代基业的明太祖，代表着对前朝君主的优渥；正所谓殊途而同归。

 

在清帝历次谒陵的祭文中，不厌其烦的阐述其“继统”而非夺位的身份。顺治元年，摄政王多尔衮遣大学士冯铨祭告孝陵的祭文中，就说道“兹者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禅，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首先，强调明代的灭亡是“国祚已终”、气数已尽；其次，申明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是“驱除逆寇”，既为明代报了深仇大恨，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由此推之，则明清易代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了。康熙帝在其谒陵后所作《过金陵论》中说：“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不仅再次强调农民军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而且强调南明政权的无能与非法。因此清代才会“受天眷命，绍缵丕基”。乾隆帝在其拜谒明孝陵时所作的诗中，说得更为直接：“嬗谢都关天运乘，攘除非自本朝兴。代为翦逆当方革，岂是困危致允升。”一言以蔽之，阐述清朝的正统与继承的合法，是清帝谒陵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时候，祭文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宣讲书；而明孝陵，则成为一个绝佳的宣传平台。而事实也证明，这种委婉而巧妙的政治表述，比之前的军事杀戮更行之有效。

 

对于清初那批数量庞大的明代遗民来说，明孝陵确实有着异乎寻常的象征意义。对孝陵的拜祭，其实就代表了对故国的追思。所以，在清初，自然会有那么的人前去“哭陵”。所谓“孤忠遗老，于社稷沦胥之后，既倮然亡奈何矣。独往往歌哭陵上，摅其志士之悲。”顺治八年，顾炎武初谒孝陵，从此寓居在钟山之下，自名“蒋山佣”，表明了自己要做明太祖守陵人的心志。此后的十余年间，顾炎武一共七谒孝陵。“薄海哀思结，遗臣涕泪稠”，其谒陵时心境之悲凉，是后人难以真正体会的。在当时有相似心境的，又岂止顾亭林一人，他代表了那一整代的明遗民。“孤臣二十余年泪，忍到今秋洒孝陵”，孝陵已经成为那一代人寄托哀思和发泄情感的场所，也是已经灭亡的大明王朝的最后象征。

 

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审视清帝的谒陵，就会发现其行为本身的针对性是相当强的，其所指向的，正是那些谒陵的遗民们。清帝的谒陵，尤其是前期康熙帝的祭拜，据说上至“垂白之叟”，下至“含哺之氓”，“父老从者数万人”，观者如堵，声势浩大；而其恭敬谦卑的做法，更被誉为“足超轶百代”。由此，不难想象清帝谒陵在江南社会起到的轰动效果。于是在热闹喧嚣的背后，一些事情似乎已经无声无息地发生了转变。那些明遗民会发现，他们那片最后的“精神家园”似乎也不复存在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新朝君主礼贤前代的场所。谒陵的主角也不再是他们这些“歌哭陵上”的“孤忠遗老”，而变成了前呼后拥、风光无限的新朝君主。不经意间，人们似乎已将自己的注意力由孝陵本身转移到了谒陵的人身上。而对孝陵的拜谒，似乎也没有了那种“长歌当哭”的悲情氛围。“涕泗遗民在，悲歌隔世同”，明遗民的心境，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已经很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