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4日，上午，因为江南贡院与科举博物馆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在参观江南贡院的同时，也顺便参观了科举博物馆。中国科举博物馆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学宫东侧，地处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核心区，是中国科举制度中心、中国科举文化中心和中国科举文物收藏中心。已开放的部分场馆包括博物馆地下三层，深20米，总面积为1.3万多平方米的博物馆，反映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科举制度和文化的八个展馆。地面上明远楼、至公堂、号舍、碑刻及南苑的魁光阁等，含11个展厅，是中国唯一一家地下式博物馆。

 

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前身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后(公元1168年)，当时属县学、府学考场。明朝建立后定都金陵，改为乡试、会试的场所，规模随之扩大。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专门用作乡试考场。明清鼎盛时期，用于考试的号房多达二万余间，可同时容纳20644名考生参加考试，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大科举考场。中国科举博物馆由江南贡院改扩建而成，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鼎盛期可接纳2万多名考生同时考试，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中国各省贡院之冠，创中国古代科举考场之最。博物馆东至平江府路、南至贡院街、西至金陵西路、北至建康路，总占地面积约6.63万平方米。中国科举博物馆包含博物馆主馆、江南贡院南苑以及明远楼遗址区三大区域。博物馆主体是科举文化展示、体验的集中区；江南贡院南苑是科举博物馆主体的配套区域；明远楼遗址区主要是明远楼、至公堂、历代碑刻及部分号舍。

 

这片看似砚台的四方静池实为科举博物馆的整体屋顶，是整个博物馆以四方形盒子装深埋于地下，只留了三分之一的部分露出地面，可谓深藏不露。科举博物馆犹如埋藏在地下的一个历史宝匣，博物馆的参观过程犹如探宝。这个尘封已久的宝匣深埋于地下。墨池前的平台两侧，有下到博物馆的楼梯，沿着楼梯往下行，就到了科举博物馆收藏展出中国几千年科举文化瑰宝的地方。中国科举博物馆主体长36米，宽36米，高20米，整体沉入地下，上部为方形浅水池，明远楼前的池水面积刚好1300平米，巧妙的用横向的面积寓意纵向的过去1300年的科举历史。博物馆从地面下去，一共4层130米，一米抵十年，刚好再次寓意科举1300年的历史。走完博物馆，也就走过了1300年科举泱泱历史。建筑风格四四方方，像米字格似有棱有角。如鱼鳞一般的瓦片外墙，用书简堆砌而成的内墙，设计感十足又不乏历史味道。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还是一个会“呼吸”的博物馆。设计之初，科博馆便结合南京的气候特征，大量应用了低碳环保的新技术，从各个方面尽可能利用自然采光通风，降低能源消耗，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会呼吸的绿色建筑。用书简堆砌而成的内墙，看起来像装置艺术，又不乏历史味道和浓郁的文化气息。瓦片墙和书简墙都是有空隙的，透气性好。科举博物馆是一个绿色建筑，考虑可持续发展以及节能减排，设计结合南京的气候特征，从各个方面尽可能利用自然采光通风，降低能源消耗，节约经营运转费用。即使到了最下面20米，宝匣下面有一个环形水池环绕的开放庭院，庭院晴天可以看到日影移动，雨季有水滴涟漪。

 

进入展区，高达八米壮观墙面上，铺盖着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铅字版，象征学海无涯。运用铜色的经书文字，勾勒出满腹经纶的考生影像。将知识与人物作抽象结合，呈现出赴考场景，观众犹如与考生结伴同行。藉由这种意境的创作手法，佐以沈稳、内敛的视觉效果来传达文字的力量，酝酿出科举的情境氛围。一路而下，到达主馆的路上有很多文字，这些字的内容是古时候四书五经，是古人要熟读并背诵的内容。

 

首先看到的是“科第世家”的牌坊，这是比较有分量的镇馆之宝，是朝廷奖励给明朝第一位状元吴伯宗的牌坊，在古代这是彰显身份，光宗耀祖的象征。牌坊后是投影出的水幕背景墙，背景墙面显现出百家姓氏，墙上欧阳修、唐伯虎、王安石、张骞等诸多名人的姓名沿着水流而上，看着这些耳熟能详的人名，让每一位观众感悟到成功名人在科举考试中逆流而上的精神。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新建的专门用于陈列科举文物的单体建筑，建筑面积和陈列面积在科举专题类博物馆中最大，陈列文物数量最多，是全国最大的科举博物馆。也是目前学术性最强，内容最准确的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充分吸收了国内外的设计理念，借鉴了国内外最新的展陈手段。从现在展陈的实际效果来看，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陈列手段最先进、最多样化的科举博物馆。如果把博物馆比作埋藏在地下的一个历史宝匣，那么它的核心就是刻满历代状元名录的“魁星堂”，长36米，宽36米，高20米，整体沉入地下。在负四层，四周的石墙刻满了经史子集文字，中央是四层通高的“魁星堂”，仰望上空，在“魁星点斗”的四周，历代状元名录在灯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迎宾大厅内有一幅长达10米的弧形显示屏，屏幕上展示着古代考生经历的人生四个重要阶段：村童闹学、贡院赴考、号舍百态、鱼跃龙门。生动展示古代读书人从幼学启蒙到金榜题名的生活画卷。

 

科举萌发于南北朝时期，正式诞生于隋炀帝时期，科举真正成型是在唐朝。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据史载，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应为开皇七年（587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叫试策。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变化有过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在展厅的起始，布设周文王求贤、汉光武帝访严光、刘备三顾茅庐等三个故事场景，呈现古代君王“求才若渴”殷切之心，铺陈良善选材制度的重要性。中国最早的选才制度是乡里选举：是诸侯向周天子荐举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关于贡士的时间和人数、以及能否及时献贡、贡士的质量如何，都作了详细的奖惩规定。《周礼·地官》之“乡大夫”下云：“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三年进行一次选拔性的人才考核，推举出贤能之人。《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就是周天子要发布诏令，让各地区各乡评论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上报给司徒，选拔出来的这些人才叫选士，司徒对报上来的选士再选拔出最优秀的，让他们到国学去接受教育，这批人叫俊士。

 

察举制度：是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从汉武帝时开始，由丞相、列侯、刺史等高级官员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设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科。目的在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为汉代做官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到西汉后期和东汉，察举制度变成了豪门权贵扩大势力的工具。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创议后，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于黄初元年（220年）命其制定的制度。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期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九品中正制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九品中正制度促进了时代的进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问题便暴露出来。后期的九品中正制度开始发生变化，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科举制度的出现是选材制度走向公证、公平的历史选择。隋代科举制度的创立、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隋书》卷三《帝纪第三炀帝上》及《登科记考》，记录了隋朝皇帝杨广始建进士科。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大业二年（506年），杨广增设进士科。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有一定区别。杨广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

 

宋代在科举制上进行了很大的改革和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是禁止“公荐”，防止有人开后门。另一个是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方法。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辽金元的科举基本沿袭宋代，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相对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相对较严格。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辽金元代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女真进士题名碑》拓片。金代碑刻。刻于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面刻汉文，背刻女真文，是考取女真进士的记录和题名。明宣宗时，磨去正面汉文改刻《修顺河庙碑》。原在河南开封曹门外宴台河，后移至开封市文庙。

 

元朝灭亡后，明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明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最鼎盛的阶段，明朝的科举制度对以前各朝的科举制度进行了一些改进。逐渐完备了三级考试制度，建立了完善的三级学校制，并根据地域的差异，实行了南北卷制度，平衡了地区差距。影响最深远的是创制了八股文，对后世影响巨大。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族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族人为最多。光绪十三年，算学被列入考试科目。光绪二十五年，设经济专科。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发布上谕规定答卷一律不准用八股文。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废除。

 

第一展厅主要内容。展陈设计上以单侧安置展柜布局，让观众参观动线单一而明确，展柜上方以各朝镂空窗格，暗示着时间的流变。高13米的长廊上方，悬吊长达30米的鱼跃龙门公共艺术作品，东侧布设各朝代表性图像与科举故事，综合展现科举精神，串联出一条丰富精采的时代长河，赋予观众在知识面、视觉面、空间感上，全方位的经验体会与情境感受。从隋朝开始，各朝科举考试科目都在不断变化。从各个朝代科举设置的科目变化可以看出用人取向，也反映了年代的人才需求。隋文帝仅有策问，隋炀帝开考十科。唐朝考试科目很多，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经义）、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到明朝只设进士一科。清袭明制，但也开过特制（特别科），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墨义、口试、贴经、策问、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墨义，就是围绕经义及注释所出的简单问答题。在一张卷子中，这类题目往往多达30至50道。口试则是口头回答与墨义同类的问题。帖经，有如现代试卷的填空与默写。考官从经书中选取一页，摘其中一行印在试卷上。根据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写出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策问，即议论。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策问所及范围较广，有政治、教育、生产、管理等，比起帖经、墨义来难度更大，有的也还有一些实用价值。诗赋，唐高宗永隆二年有人认为明经多抄义条，议论只谈旧策还是表现不出真才实学，建议加试杂文两篇（一诗一赋），于是开始了诗赋考试。经义，是围绕书义理展开的议论。如果说策问还有考生发挥的余地，经义便已经无所谓个人的思想，考生惟朝廷指定的“圣贤书”是遵。自宋朝开始，经义取代帖经、墨义，而明朝就干脆专考经义。

 

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自下而上逐层分为童试(或称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几个等级,通过童试者被称为生员 (俗称秀才) ，通过乡试为举人,通过会试为贡士,通过殿试为进士。私塾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它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书院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开始只是地方教育组织，最早出现在唐朝，正式的教育制度则是由朱熹创立，发展于宋代。当时，由富商、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

 

与现在几乎所有的考试一样，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古代读书人也必须通过一个报考程序。自唐代开始，科举考试允许读书人自由报考，既不需要达官贵人的推荐，也不需要考查读书人的门第高低，考生只要拿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前往籍贯所在地的州、县官府报考。报考人的身份证明材料采取结保措施，即乡里、族人等担保。审音就是对应试的童生，在进行了具结互保后，核对口音，以判断其是否为本地人。防止外地人冒名顶替。清代童试互结根，为保证考生报考的真实性，一般有五或十名同时应考者互相担保，称五童结或十童结。

 

县试为童试考试中的第一场。童试是预备考试，通过才能取得秀才资格。由县官主持，儒学署教官监试。府试，亦称府考或道试。报名等手续与府县试同。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的考试。县试已录取的士子得以参加，试期多在四月，报名等手续与县试略同。第一场为正场，取录者即可应考院试。院试，清由各省学政（清初顺天、江南、浙江称学政，其余称学道；后改以任职者原官的高下，分称学政、学道，雍正时废学道，开始一律称学政）主持的考试。学生于驻在地（一般为省城，亦有例外者，如顺天学政驻通州）考试就近的府、县。

 

在唐代产生了武举，目的是選拔軍事人才。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而在唐代最著名的武状元便是郭子仪了。但之后武科举考试兴废不断，不能行成规模与制度。从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唐朝武科考试科目：步射、马射、马枪和翘关、负重等。宋朝武科考试科目：以步射、马射为主，辅以弩踏、刀枪器械等。

 

清代武科举在紫禁城箭楼前广场举行。武科中童生考取生员的童试，其县试、府试略同于文科；其院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岁试文童考试时举行武童考试，科试之年不考试武童。武科的童试分内外场，第一、二场为外场，考试马射、步射、硬弓刀石；第三场为内场，考默写《武经》，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和《姜太公六韬》等。武科的乡试和会试俱分为三场。头场考试马箭，第二场考试步箭，再考试开硬弓、舞刀、掇石等，此为外场；第三场考试策、论，嘉庆后改为默写《武经》，此为内场。武科乡试的试期为十月，各省中额较文科为少。武举人会试落第者，可赴兵部拣选，任用为绿营兵的千总等低级武官。武科会试的试期在九月，中额一百名至二百名不等。会试后经复试、殿试，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以守备（绿营官职）在兵部注册选用。武科举考试中用的掇石，也称“制子石”“武功石”。石上皆标有重量，主要考臂力，以重量多少定名次，并刻有科举吉语。武科举考试中用的各种兵器。

 

乡试是明清正式科举考试的第一级考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亦为改变士人命运的关键点。南京江南贡院的号舍就是乡试的考场。考试共分三场，每场考三日，一旦进入考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直到考完才能出来，非常辛苦。因在秋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闱，考场）。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宾兴礼图，宾兴礼是明清时期府州县地方官举行的送别本地考生启程参加乡试、会试等考试的科举典礼,它与童试后的送学礼、乡试后的鹿鸣宴、殿试后的琼林宴一起,组成了清代科举典礼的完整体系。

 

考生除了参加乡试还可以通过推荐成为国子监生。国子监，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其具备了两种功能，一是国家管理机关的功能，二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功能。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员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京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所以生员都要参加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方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生员既是读书人进入官学的资格，也是读书人在科举生涯中获得的第一级功名。生员有资格参加乡试，继续博取更高科举功名。

 

得到秀才资格，是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最低门坎。童生参加由省学政主持的院试，考中的称秀才，也叫生员。考中秀才就有了“功名”在身，在地方上受到一定的尊重，亦有各种特权。即可有免除差徭，见知县时不用下跪，官府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权利。不仅如此，秀才是地方士绅阶层的支柱之一，他们可成为普通百姓与官府之间沟通的代言人，受到百姓的尊敬，人称“相公”。“岁进士”不是殿试进士，是对于“岁贡（生）”的一种雅化的别称。岁贡，是贡入国子监(最高学府，设在北京)生员之一种，获得入监深造的机会，在监读书的称太学生。也就是准备参加进士考试（殿试）的生员。

 

因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在清初都属于江南省，到康熙时期才划分为苏、皖两省，但政治、军事仍为一体，所以清代的乡试仍沿用明制，即江苏和安徽两省的学子都要到南京来参加“江南乡试”。要实现金榜题名，首先，除了要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还要经过重重关卡，一路过关斩将，才能具备参加乡试的资格，特别到了清代，学子必须先通过童试考上秀才，才能到江南贡院参加乡试。那时的考生要想参加科举，首先要有参加考试的资格，比如必须身家清白，不能在服丧期间参加考试，不能冒充户籍等等，还要请保人作保，如果发现有一条违反规定，不仅本人要受罚，连同保人也要受罚。在清代，考秀才时就已经有上述规定了，比如凡是娼(妓女)、优(唱戏的)、隶(皂隶)、卒(士兵)的子孙，都不能参加童试。因为在封建社会，考中举人进士之后，便有可能获得官职，一旦升官，不但封妻荫子，还能褒封祖宗三代，假如祖上三代是娼、优等人就有辱名誉。

 

江南地区考生众多，常常达到一两万人，这么多人须在一天一夜之间全部通过点名、搜检入闱，因此考生入场从考试前一天的半夜便开始了。博物馆以乡试考场的贡院号舍作为场景设计依据，透过多媒体影片、大量的珍贵文物，让观众如同当时应试的考生一般，经历入场搜检、得题答题、号舍生活等过程，体验古代考生九天六夜的艰辛考验。接着，透过互动装置与文物，介绍考官在内帘、外帘的诸多任务，进而呈现士子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后的身份、地位转变。到清朝对考生入场所穿的衣服有严格的规定。乾隆九年（1744）规定，考生入场所穿的衣服，不论是帽子，还是衫、袍、褂，都必须是单层的，皮衣去面子，毡衣去掉里子，裤子不论绸、布、皮、毡都只许是单层，袜子用单层的，鞋子用薄底，这么要求的目的是防止考生在衣服、袜子和鞋子里藏用于舞弊的小抄。不仅对于衣服有严格的要求，对于考试用品也有严格的规定，坐垫用单层毡片，卷袋不能有里子，砚台不能太厚，毛笔笔管必须空心，装水的容器用陶瓷，用于烤火的木炭只准两寸长，烛台要求用锡做，并且只能是单盘的，烛台的柱子必须空心通底。考生带进考场的糕点等食物都要切开，以免在食物中夹带。字圈、风炉、茶铫等考试必需的用品，也要经过严格检查，才准带入贡院。装考试用品的考篮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有如此严格的要求还不够，考生入场搜检时，不但要解开头发，而且还要解开全部的衣服，包括内衣内裤，脱下鞋袜。完全可以说，这种搜检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搜个遍，不仅如此，考生入场时，还必须安排两名士兵先后、分别搜检每个考生。第一个考生在大门被前一名士兵按规定严格搜检之后，再进到考场的仪门，由第二名士兵再次按照搜检的规定，再严格搜检一遍。为了保证搜检的效果，两名搜检士兵之间是互相牵制的，如果一名考生，经过第一名士兵的搜检，没有查出问题。但是，第二名搜检士兵则搜出这名考生有夹带等舞弊行为，不但要处罚这名考生，还要处罚第一个搜检的士兵。

 

尽管有如此严格的搜检制度，但历代科举都有夹带舞弊，夹带成为科举时代最常见的舞弊方式。作弊用的袖珍纸夹带，把与考试内容有关的书籍文字藏在衣物或考具中。考生经过搜检后，必须按时进场，按照规定对号入座。号舍人满即锁住栅栏，不能随便走动、交谈，防止传递、代考。考完后俺规定交卷出场。清代科场舞弊仍然猖獗，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爆发科场大案。顺天府乡试发榜后，“途谣巷议，啧有烦言”，爆出：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同科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等情弊。各地乡试发榜后，士子忿其不公，也揭露出各种舞弊情节：江南“联宗有素，乃乘机滋弊”；河南考试官黄鈊、丁澎用墨笔添改字句；山东同考官袁英等，用蓝笔改窜字句；山西考试官匡兰馨等批语不列名衔，等等。顺治帝命法司严查拟罪。结果，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举人田耜等共七人俱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其他，王树德等七人应立斩家产籍没，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孙珀龄等十一人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张旻等五人俱应立绞，余赞周应绞监候。顺治帝亲自审问，“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

 

乡试是中国科举史上各级考试中最迟出现的一级考试，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而且还是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级考试。乡试是各省人文教育活动的重大事件，对区域政治、文化、教育、民风等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乡试由朝廷选派翰林、内阁学士赴各省充任正副主考官，主持乡试，考试主要考《四书》、《五经》、策问、八股文等，各朝所试科目有所不同。清代乡试的考官为正副主考，每省各一人（道光后顺天乡试的副主考为三人），负责命题、阅卷、录取。正副主考均由皇帝钦命简放，专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官员。除正副主考外，各省乡试还任用同考官帮助阅卷，同考官也称“房官”，各省8～18人不等。各省乡试的同考官由担任乡试“监临”的督抚考选，专用邻省接界三百里以外的在籍进士、举人。“监临”负责监察、总摄考场事务。此外，乡试还设监试、提调、帘官等人员负责管理考场。士子用墨笔作答的原卷称墨卷，出场交卷后由弥封人员将卷上姓名籍贯弥封。为防考官辨认考生笔迹之弊，将弥封后的墨卷编号交誊录人员用朱砂誊录，称朱卷。朱卷誊毕后，经对读人员与墨卷校对无误，分别套封，墨卷存于外帘，将朱卷交内帘阅卷。

 

明、清科举制度，乡试、会试时有内帘官、外帘官之别，统称帘官。称帘官者，因至公堂后进有门，加帘以隔之，后进在帘内，称内帘；帘外为外帘。内外帘官不相往来，有公事在内帘门口接洽。不论是内帘官还是外帘官，所有工作人员都住在考试院内。主考（或总裁）及同考官居内帘，主要职务为阅卷。其助理人员愉提调、监试、收掌等官，掌管理试卷等事，亦居内帘。外帘为监临、外提调、监试、收掌、誊录等官所居。外帘各官管理考场事务。为明确内帘考官的责任，清代科场严格规定不同性质的工作使用不同颜色的笔：乡、会试内帘主考官用墨笔，房官用蓝笔，内监试用紫笔，内收掌及书吏用蓝笔。同样，外帘不同成员也用不同的笔色：监临、监试、提调、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外收掌官都用紫笔，誊录书手用朱笔，对读生用赭黄笔，各种颜色的笔不能混用。对读官员发现朱卷与墨卷不同，应当在朱卷上用赭黄笔修改。对读所提交文件时，仍然用紫笔。正如商衍鎏先生所说：“以用笔之颜色，明所负之责任，防微杜渐，用意至深。”

 

清代乡试于九月放榜，多选寅、辰日支，以辰属龙，寅属虎，取龙虎榜之意；又因时值秋季，桂花盛开，所以也称桂花榜。放榜时，正副主考、监临、房官、提调、监试等齐集公堂，拆墨卷弥封核实中式者姓名、籍贯；核实后交书吏唱名，唱毕填写正榜。榜由第六名写起，末名写完后再提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谓之“五经魁”。填榜至此，时已入夜，公堂上下燃起巨红花烛，经魁出于哪一房官即将红烛一对置于该房官案前，以表荣誉。经魁唱名声音特高，曰闹五魁。五经魁填写完毕后填写副榜。全榜填写完毕，将榜文加盖顺天府尹或本省督抚关防，载以黄绸彩厅，在鼓乐仪仗兵丁的护卫下，送到顺天府尹署或各省布政使司署、巡抚署前张挂。新科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称文魁，均由国家颁给20两牌坊银和顶戴衣帽匾额。

 

匾额悬挂住宅大门之上，门前可以树立牌坊。新科举人第二年即可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会试一科或三科不中，也可以经过吏部的“拣选”或“大挑”就任低级官员。明清时代考中进士、举人、贡生的，官府会拨给竖旗杆的银两。竖起旗杆是科举光耀门楣的具体象征。发榜第二天，在各省巡抚衙门举行“鹿鸣宴”，由主考、监临、学政内外帘官和新科举人参加。新科举人谒见主考、监临、学政、房官，然后依次入座开宴，演奏《诗经》中的《鹿鸣》之章，作魁星舞。《政和鹿鸣宴五首》作者佚名，是宋朝的一部诗词。“思乐泮水，承流辟雍。思皇多士，贲然来从。雝雝济济，四方攸同。登于天府，维王是崇。 钟鼓皇皇，声筦锵锵。登降维时，利用袜王。髦士攸宜，邦家之光。媚于天子，事举言扬。鸣鹿呦呦，载弁俅俅。孙然来思，旨酒思柔。之子言迈，泮涣尔游。于彼西雍，对扬王休。首善京师，灼于四方。孙我髦士，金玉其相。饮酒乐曲，吹笙鼓簧。勉武徒御，观国之光。遐不作人，天下喜乐。何以况之，鳶飞鱼躍。既勤之驾，献酬交错。利用实王，縻以好爵”。

 

清代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经过童生院试考秀才、秀才乡试考举人、举人会试考贡士、贡士殿试考进士这四个步骤。院试1年1次，在县里考。乡试三年一次，在省里考，由朝廷亲命学政主考。会试三年一次在礼部考，礼部监考。殿试三年一次在紫禁城保和殿考，皇帝监考。“进士”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指可以进授爵禄之人，至隋朝开始成为取士科目，后为历代沿用。清代举人中式后即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经会试、复试和殿试取中者，称进士。当时来南京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水路，一是陆路。沿江一带的学子，基本都会从水路前往南京。各省举人皆有资格到京城参加会试，录取者称“贡士”，并拥有参加殿试的资格。此区以古代北京正阳门外观作为场景设计依据，区域内布置考生进京中途休息停歇之场景，透过窗格与灯光的安排，突显社会受科举影响而兴盛繁荣，呈现热闹市集、人声鼎沸之情景。安置生动的人物雕像并结合公交车文物，使观众犹如回到当时的时空情境之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们一同赴京赶考。路途遥远的也要提前一两个月就从家里出发，路上风雨兼程，马不停蹄地赶往南京。家境好的，陆路可以骑高头大马，水路可乘坐上等游船，一路边看风景，边会诗友，身边还配有几个书童照料生活起居，好不惬意。而家境贫寒、路途遥远的学子就可怜了，首先盘缠怎么解决，在吴敬梓写的小说《儒林外史》中，范进就因到老丈人胡屠户借钱被骂得狗血淋头。即便筹备到了盘缠，路上还得节衣缩食，不能坐贵的交通工具，能走就走，还要背着考篮，里面装着重重的书籍和生活用品，一路风尘仆仆。

 

清朝云南举人万贞元与他的同乡从建水出发，赴京参加次年的会试。他把沿途见闻绘成图画《公车图》，反映了当时云南知识分子求取功名的艰苦历程。公车是最早出现的只为去京应试的举人服务的皇家公车。后也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早在汉代，便有了以公家车马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最早为汉代官署名，臣民上书和征召都由公车接待。最后一直延续下来。

 

展厅里有一块石碑，筹措朝考盘费碑。碑刻上的文字与两个重要的人物有关，一位是李鸿章，一位是左宗棠。“当时科举时，有许多考生没有能力进京赶考，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就自掏腰包，拿出五千两白银捐助考生，后来左宗棠看李鸿章这么做过，也拿出五千两白银。但这一万两白银只是杯水车薪，不够用的。怎么办？于是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多筹集些白银投资于瓷器茶叶丝绸等行业，用滚出来的利息扩大捐助范围，碑文上说，一共筹集了“一万四千多金”。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担任过江南贡院的考官，碑文上对这批银子是如何分配的，哪些考生该捐助，都做了详细记述。碑文最后写着“上江二学宫会同该绅等在于学宫立碑以垂久远”，立于光绪十二年。

 

清代会试于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试期多在三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因由礼部主持，也称礼闱。会试每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年举行；遇乡试恩科，翌年之会试即为会试恩科，是年正科或提前或延后一年举行。会试考试、阅卷、场规和考试内容等基本同于乡试，惟第一场《四书》三题由皇帝钦命。会试考官于三月简放，初用内阁六部大员4～7人；咸丰后定制4人，一正总裁，三副总裁，以大学士及翰林进士出身的一二品官员者充任；同考官18人，与主考官同时简放，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实缺京官。清代会试中额各科多寡不同，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最多一科为406名，最少一科为96名。会试四月放榜，中式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在科举时代，士子科考被录取后，称监考官员为宗师，自称学生。考官与考生有可能以师生关系的名义互相勾结，朋比为奸。而殿试是国家最高级考试，皇帝为了防止大臣特别是宰相借做考官扩充势力，在殿试时往往亲自监考，被录取的进士自然成为天子门生。科举史上的殿试是由唐高宗首创的。显庆四年（659年），唐高宗亲自在大殿上开科取士，由皇帝亲自监考选拔人才就是后世说到的“殿试”。通过朝廷殿试者为进士。宋朝正式成制，金、元、明、清四代沿用。又称御试、廷试，即指皇帝亲自出题考试。在明清时，殿试程序大体如下：试前须复试，在紫禁城内的保和殿应试。复试毕，于四月二十一日应殿试，也在保和殿。殿试只考策问，应试者自黎明入，历经点名、散卷、赞拜、行礼等礼节，然后颁发策题。制策题目，清初用时务策一道，题长二、三百字，所询一二事；康熙以后，题长达五、六百字，甚至千字左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由读卷大臣密议八条中圈出四道为题。策文不限长短，一般在2000字左右，起收及中间的书写均有一定格式及字数限制，特别强调书写，必须用正体，即所谓“院体”、“馆阁体”，字要方正、光园、乌黑、体大。从某种角度来看，书法往往比文章重要。殿试只一天，日暮交卷，经受卷、掌卷、弥封等官收存。

 

至阅卷日，分交读卷官8人，每人一桌，轮流传阅，各加“○”、“△”、“\\”、“1”、“×”五种记号，得 “○”最多者为佳卷，而后就所有卷中，选○最多的十本进呈皇帝，钦定御批一甲第一、二、三名即为状元、榜眼、探花，一甲三人称“进士及第”，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人，占录取者的三分之一，称“进士出身”，二甲的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若干人，占录取者的三分之二。最后由填榜官填写发榜。一甲三人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如欲授职入官，还要在保和殿再经朝考次，综合前后考试成绩，择优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即俗称的“点翰林”，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赴外地任职。《明熹宗实录卷》：“天启二年三月（十四日）庚戌，以廷试天下贡士，命……通政使司左通政袁可立、大理寺左寺丞郭尚宾充读卷官。”殿试结果填榜后，皇帝于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宣布殿试结果。殿试是科举中的最高一级考试，这里以紫禁城保和殿为设计依据，周围文物也环绕着殿试考卷及题目进行解析。透过场景的重现与搭配中央表情生动的考生塑像，让观众体会殿试的慎重及皇帝“临轩策士”的意义，强调历代对遴选人才的重视，以及获得进士头衔的殊荣。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收藏了一份至关重要的科举文物——庄瑶殿试卷。鉴于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在科举考试中规格最高，考生的殿试卷在阅卷结束之后，都要被锁在皇宫大内存档，流转民间并保存至今的，更是寥寥无几。庄瑶殿试卷得以留存，并辗转收藏于科举博物馆实乃幸事。末科进士庄陔兰 (1870-1946) 在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 (1904) 获赐进士出身第二甲第十四名。展示珍贵的“庄瑶殿试卷”，透过双面布展的方式，使观众得以目睹难得一见的殿试卷真迹，进而了解考官及皇帝如何评阅试卷及钦定进士的名次。殿试试卷格式，第一开前半页写履历三代，文为应殿试举人臣某、年若干岁、系某省某府县人，由附生(或增廪生)应某某年乡试中式，由举人应某某年会试中式，今应殿试，谨将三代脚色开列于后，下开曾祖某、祖某、父某,已仕、未仕,于名下注明。试卷清初用白宣纸裱四层,乾、嘉以后加至七层。清初为十五开，前六开素页，备写履历弥封，后九开画直行备写策文。嘉庆以后,素页只用二开，画直行者减为八开。两面为一开,每开十二行,有红线界而无横格。清初长一尺五寸三分、宽四寸三分强。乾隆四十八年(1783)改小为长一尺四寸,宽三寸七分弱。外给草本一本,尺寸略小,纵横与正卷同,有横格,行二十四字,载策式于草本之前。庄瑶殿试卷外观与商衍鎏所述乾嘉以后式样大相吻合。试卷纸张已泛黄，经细致测量，长258厘米、高44厘米、宽10.7厘米。卷首有“第贰甲第贰拾玖名”的字样，内侧有庄瑶中秀才、中举人和参加会试的年份，后附有庄瑶曾祖父、祖父、父亲姓名。当日交卷后，曾由弥封官循例将卷面对折成筒状，用纸钉钉固，以纸糊之，将其姓名封藏，并加盖“弥封官关防”之印，上下各一方，卷背接缝处盖礼部之印。八名读卷大臣之姓氏,按任官大小次序排列在卷背,分别是松、董、刘、汪、王、黄、王、毛。卷底有朱文大木记戳,写有礼部仪制清吏司的两名印卷官的姓名,分别是员外郎伊灵阿和候补主事梁章钜。

 

寒窗苦读数十载，只为今朝提名时。通过科举考试实现金榜题名，是古代读书人人生中梦寐以求的大事，也是个人、家族的巨大荣耀。时至今日，“金榜题名”仍然被赋予了美好、吉利的含义。金榜题名是科考过程中最荣耀的环节。意味着“十年寒窗苦，一朝天下知”的重要时刻，表达了整个社会对进士的钦佩与赞扬。公布榜单是一项繁复而隆重的典礼，殿试两天后，皇帝要召见新考中的进士。考中的进士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冠，恭立天安门前听候传呼，然后与王公百官一起进太和殿分列左右，肃立恭听宣读考取进士的姓名、名次。这就是“金殿传胪”。“胪”有陈列的意思，“传胪”就是依次唱名传呼，进殿晋见皇帝。传胪大典——由皇帝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隆重典礼。唱名完毕后，状元率诸进士等随出观榜。所有金榜，于张挂3日后，照便恭缴内阁。

 

清代大金榜展品。“金榜”分大、小两种，大金榜加盖“皇帝之宝”用于张挂，长度一般在15至20米之间，宽为0.8至0.9米之间。小金榜不用印，供皇帝御览和举行典礼时宣布名次使用。因为该榜为黄纸质地，故称黄榜或金榜。由于是以皇帝名义所颁布，又称“皇榜”。“金榜”又有文科、武科之分，在清代，文科大金榜张挂于天安门外长安横街的长安左门，武科大金榜张挂于天安门外长安横街的长安右门，三天后收回内阁保存。清朝金榜现存有200多份，涵盖了从康熙6年到光绪29年230多年间科举考试的殿试成绩榜。金榜张挂在城墙上，民众万头钻动欲一睹新科进士的风采，对士人和家族来说都是最光彩的时刻。清代大金榜是清代光绪二十年殿试传胪后，公示于长安街的大金榜，长约19米，高约89厘米。上面记录了状元、榜眼、探花至100名及第进士的姓名和出生地。

 

《观榜图》是我国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的作品，作品原长6.38米，宽0.344米，主要描绘在殿试后，人们争相观榜以及皇宫内举行的相关庆典礼仪等情景。现在运用数种多媒体互动技术，将明代仇英《观榜图》以现代多媒体互动科技展现出来，通过知识问答、动态展示、科举成语拼接等环节，生动再现古代殿试发榜的场景。《观榜大发现》是基于 仇英画作《观榜图》而创作的科技艺术互动作品。将原作放大4倍后，长度为25米长。展场互动桌长度8米，运用滚动条卷动画作。《观榜图》全卷绘有宫殿、房屋等建筑10余座，人物500多个，马匹等动物若干，人物刻画细腻，神采飞动，殿堂楼阁繁复细密、功力精湛、精美绝纶，更因其所绘题材之独特而罕见。现在该画作为珍品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观榜图》内含有多个探索点，包括观榜百态、金榜题名、名落孙山、金殿传胪、左门洞开、天子观榜、秉笏披袍、天子门生、御路殊荣、擎天华表、太平有象等，丰富多彩，值得赏析。仇英（约公元1501-1552），明朝著名画家，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早年家贫，靠做漆工谋生，后为文征明所欣赏，经刻苦学习成为著名画家，与沈周、文征明、唐寅并称「明四家」。仇英为不破坏画面美感，一般在其画上只题名款，少写文字，画史称他为追求艺术境界的仙人。

 

唐中宗神龙年间，进士张莒游慈恩寺，一时兴起，将名字题在大雁塔下。不料，此举引得文人纷纷效仿。尤其是新科进士更把雁塔题名视为莫大的荣耀。他们在曲江宴饮后，集体来到大雁塔下，推举善书者将他们的姓名、籍贯和及第的时间用墨笔题在墙壁上。后来朝廷在国子监内立进士题名碑，并作为制度固定下来。此碑共计198块，记载着五万一千六百二十四名进士的姓名、籍贯以及他们的名次。现存于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入仕之途。科举是朝廷选拔官员的唯一途径。进士更是唐、宋、明、清各代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在经过殿试的考验后，新科进士会透过朝考制度选出其中的佼佼者，然后进入翰林院学习为官之道。因此本区以翰林院大门为入口景象，玻璃材质大门配合灯光营造氛围，不但具有空间的穿透感，门中流露隐约的光辉更是象征通过层层考验的读书人，即将开始准备迈入仕途，洞烛幽微的为国服务。《徐显卿宦迹图》：故宫博物院藏，现存二十六开。该册页实际是一用绘画形式表现的官员履历。徐显卿：字公望，号检庵，长洲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神宗万历十年前后在世，隆庆二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徐显卿宦迹图》又余士、吴钺绘制，该图为册页，现存26开，含徐显卿所作《纪遇诗》与诗序，概括了他从十二岁到五十一岁、从童蒙初启到金榜题名，之后宦途得意、光宗耀祖的人生历程。《徐显卿宦迹图》所绘人物众多，上至皇帝下到僮仆，画中人物衣着和场景建筑非常真实细致，是研究明代服饰与社会风俗的重要资料，民国陶镕曾评价此图册：“汉官威仪，恍如重现。”

 

《甲申十同年图》是中国明代弘治年间的十位朝廷重臣的群像画卷。作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画卷为绢本彩绘，纵高48.5厘米，横长257厘米。画中人物均按当时人物相貌、体态、衣着真实描绘。这幅画卷是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的瑰宝，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本画卷，系闵珪家藏本，大概也是现存孤本。画中十人均为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甲申科进士，有同年之谊。在中式近四十年之后，十人亦均身居高位。弘治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适逢王轼来朝，十人在闵珪宅第聚会，其后特请画工绘制群像，并各自题诗纪念。画作人物栩栩如生，景物简练有序，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十位大臣分别为：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都察院左都御使戴珊、兵部尚书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尚书曾鉴、南京户部尚书王轼、吏部左侍郎焦芳、户部右侍郎陈清、礼部右侍郎谢铎和工部右侍郎张达。图卷保存了十位明朝重臣的相貌和墨迹，对研究相关人物以及明中叶文士生活、官员服饰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明孝宗在位期间，朝廷多正直之士，官场亦较为清明。而武宗以后，明朝由盛转衰，此种情景再不复见。十位大臣于画面上所展示的威严持重、儒雅从容的情态，于诗文中所体现的胸无芥蒂、忠君报国的情怀，俨然是孝宗朝修明政治的生动写真，也成为明朝繁盛时期的最终见证。

 

唐宋以来，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所连结，他们之中有的通过科举考试跻身社会上层，作出卓越的贡献而名扬后世；有的科举落第或无意仕途，亦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而闻名于世。展区内布设科举名人栩栩如生的雕像，诉说每位科举名人生平故事与著作，传达科举选拔出的人才在中国历史洪流里，扮演中流砥柱的要角。展厅中介绍了王维、王昌龄、郭子仪、姚崇、狄仁杰、韩愈、刘禹锡、王安石、文天祥、唐寅、孔尚任、吴承恩、吕祖谦、蔡襄、史可法、宋应星、王守仁、于谦、王夫之、陈独秀、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钱荣、章学诚、袁枚、陆九渊、苏颂、连庠、韩琦、柳永、黄庭坚、李纲等。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文体，也叫时文、制义、制艺、时艺、四书文、八比文。这种文体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规定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句数、句型也都有严格的限定。“破题”规定两句，说破题目意义；“承题”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加以说明；“起讲”概括全文，是议论的开始；“入手”引入文章主体；从“起股”到“束股”是八股文的主要部分，尤以“中股”为重心。在正式议论的这四个段落中，每段都有两股相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八股文由此得名。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八股文的内容，不许超出《四书》、《五经》范围，要模拟圣贤的口气，传达圣贤的思想。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

 

通过科举实现金榜题名，是士人一生中追求光宗耀祖的重要目标。科举及第不仅让士子个人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能为家族提供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为子孙后代的读书应试条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与环境。子种孙畊，砚田勿怠。谦则弥光，处事有道。心地宜培，日积月累。持家无方，忍为上策。这应该是一个世家的家训。从清代科举大家族的地理分布来看，江浙两地明显比其他地方多。

 

展厅建筑空间高达7米，运用此挑高二层楼的空间优势，将象征世家荣耀的匾额悬挂于半空，观众进到展区，将看到壮观匾额群列。在展区内还配置了许多与科举教化相关之家具与摆饰，了解科举确实在古人日常生活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展区更安排俗称小登科的婚庆主题，同样藉由高耸的建筑空间上方悬吊传统红色灯笼增添新婚喜庆氛围，透过洞房空间的布置，呈现科举对于民俗文化的浸染。

 

六朝古都的南京，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其中科举文化对此地的影响和积淀尤其深厚。科举制度造就了南京独特的文化气质和鲜明的导向性地域文化，也塑造了南京特殊的人文精神。展区将十里秦淮具体而微的纳入展厅，并将实景转换成中国绘画氛围，让观众彷佛步入画中，营造出南京明清市街繁华的景像。当进入「东水关」后，将会引导观众体验考生角色，透过茶舍、试馆、江南贡院、书坊、河房、名人故居等场景，藉由实际的日常生活，了解科举制度如何塑造南京的人文景观。中国很多地方都建有“魁星楼”或“魁星阁”，其正殿塑着魁星造像，实际就是钟馗。没见过魁星像的人也许会想，既然魁星是主管功名科举的，一定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吧？其实恰恰相反，魁星面目狰狞，金身青面，赤发环眼，头上还有两只角，整个仿佛是鬼的造型。这魁星右手握一管大毛笔，称朱笔，意为用笔点定中式人的姓名，左手持一只墨斗，右脚金鸡独立，脚下踩着海中的一条大鳌鱼（一种大龟）的头部，意为“独占鳌头”，左脚摆出扬起后踢的样子以求在造形上呼应“魁”字右下的一笔大弯勾，脚上是北斗七星。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科举制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但后期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了应考者，使许多人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思想。在中国，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实行，直至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成为世界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