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事 | 贝家花园与贝大夫的故事。

北京海淀阳台山鹫峰附近有一座鲜为人知的“贝家花园”，此处北距“大觉寺”1.5公里，东至地铁“北安河”车站2.5公里，步行仅需半个小时，交通非常方便。

说起贝家花园来，如今的北京人很少听说过，即使是住在西山周边的海淀人也是一脸蒙圈，时间早已把历史上发生过的故事湮没，似乎这座住宅和里面的主人完全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贝家花园掩映在茂密的山林中，山脚下原被一座机关大院完全遮挡，如果不是在山下新建了一座院门，并开辟了一条腾空的木制步道，外人是无法上山进入的。沿着腾空步道绕过单位院落，就会进入一条密林中的登山小径，走着走着被步道的石阶引到一处悬崖边，道路被一座高大的碉楼切断。这座垒石修建的碉楼，是扼守上山道路的隘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经过碉楼关口，道路于林木间攀缘曲折，仍望不见尽头，我们就先从这座花园的主人的生平讲起。

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熙业（Jean Jérome Augustin Bussière）1872年7月9日出生于法国的一个乡间小镇奥维涅（Auvergne），贝熙业的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他是家中七个孩子中的长子。童年时代的乡村生活，使小贝熙业对动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91年高中毕业后，他选择进入布莱斯特（Brest）的海军医学院预科学习，一年后如愿进入新组建的海军健康学院学习。

1894年，贝熙业从医学院毕业被派往法属非洲塞内加尔的瑟堡医院（Hôpital de Cherbourg）担任助理医师，负责协助处理塞内加尔河沿岸肆虐的霍乱。他在非洲整整工作了四年，积累了控制和治疗霍乱的丰富经验，他随后把目光开始转向了亚洲。

1898年他进入法属的印度机构工作，担任当地一所医学院的负责人。1901年2月16日，他在印度娶法国里昂富商的女儿玛丽昂·佩农（Marion Pernon）为妻，由于此时越南霍乱疫情爆发，他随即被派往西贡协助巴斯德研究所所长控制疫情。随后的年代里他又不断被派往波斯、伊拉克等地协助处理疫情。他一直在等待派往中国的机会，但总是被突发的疫情耽搁。

贝熙业终于等到了去中国的机会，受法国驻华使馆聘请，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于1913年4月到达中国赴任。起初他在天津担任法国海军学院教授和第16殖民步兵团首席医务官，一年后前往北京担任使馆的首席医师。他由此开始踏入中国社会，并在第二故乡安顿下来。

在使馆任职期间，他受聘担任中华民国历任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徐世昌的医学顾问。由于与法国教会间的密切关系，他在1913年-1937年担任北京圣米歇尔医院（Hôpital Saint Michel）的首席医师，卸任后转任名誉首席医官直至1951年医院被政府接管。他在这所医院开展了许多外科、妇科手术，并在法属越南总督的资助下，扩建了这所医院，以便接纳更多的本地病人。

为了方便工作，他在王府井附近买下一座四合院作为住宅，每个周三都会在家里招待他的好友安德烈霍尔蒙（André d’Hormon），霍尔蒙是一位汉学家，北京中法大学（Franco-Chinese University of Peking）的教授并担任民国的总统府顾问。他与霍尔蒙、法国时任驻华大使玻普（Boppe）、使馆秘书莱格（Alexis Léger），以及中国教育家李石曾、蔡元培等共同主持了法中学院（Franco-Chinese Institute）总部的开幕仪式，参与筹划选派中国留学生的计划。

贝熙业还担任北京中法大学的医学教授，同时兼任法国教会创办的上海震旦大学（University of Aurora in Shanghai）的系主任一职。

贝熙业的家成为京城法国精英汇集的一个文学沙龙，接待过许许多多造访北京的欧洲作家和本地的文学青年，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诗人圣琼·佩斯。1923年，贝熙业的妻子玛丽在巴黎去世，1927年他退出军籍留在北京，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贝熙业与好友霍尔蒙对北京西山一带的温泉颇有兴趣，他们常到西山一带郊游，他们在北安河村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泉水，贝熙业便从当地村民手里购买了一块荒地，兴建起乡间别墅，他从泉眼修渠引水，在山间栽种橡树，在炎热的夏季招待亲朋好友。

1933年他在山上修建了一座藏式风格的碉楼，用做医疗诊所，为周边乡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这个地方在抗战期间曾经收治过南京大屠杀逃亡出来的难民和八路军游击队的伤员。

西山夏秋季节暴雨频繁，山下的道路经常被山洪冲毁，使山下的村民出行困难，贝熙业出资在山涧通道上修筑了一座石桥，附近温泉中学的师生们感恩在桥边勒石树碑上书“贝大夫桥”。

贝大夫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过许多贡献，其作用不亚于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贝家花园一度成为共产党的平西地下联络站，曾将英国人的两座大功率电台转运去延安。

太平洋爆发后，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英国林迈可教授（Michael Lindsay）因同情八路军被日军通缉，他从燕园逃离躲入贝家花园，从那里联络上八路军游击队，进入晋察冀边区受到聂荣臻等人接见，开始了他的抗日生涯。

贝大夫经常用自行车驮运珍贵药品，以六十余岁的高龄从市内骑行30多公里送往门头沟的地下联络站，他还曾购买汽车从日占区向晋察冀边区运输药品，甚至为白求恩大夫提供过急需的药品。除了在贝家花园救治游击队伤员，他还曾跟随游击队冒险到八路军的驻地为伤员紧急手术。

1947年国共战火再起，时局动荡，贝熙业的两个女儿带着外孙返回了法国，但贝熙业像老友霍尔蒙那样选择仍然留在了中国，在王府井的宅院和西山的别墅安度自己的晚年，他们已经离不开这片热爱的土地。

这段时间他醉心于研习中国艺术，府上常有文艺青年来访，其中有一位北京姑娘名叫吴似丹，在辅仁大学读书，师从溥伒、溥佺学习山水画。一日暴雨，贝熙业在庭院中滑倒，跌伤骨折无法动弹，恰巧吴姑娘赶到将其救起。经过悉心照料，贝熙业得以康复，两人萌生出爱慕之情。1952年，80岁的贝熙业与28岁的吴似丹在北京按照新颁布的《婚姻法》登记结婚。

贝大夫不谙中文，但酷爱中华文化，他穿长袍、学中文、吃中餐、研习书画；他虽然热爱中国，也曾经不惜个人安危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但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在国共内战时期他将自己完全置身事外，不关心政治，醉心于世外桃源的小资生活。终于等到了在中国的最后日子，他与终生老友霍尔蒙，以及其他法国侨民一起被驱逐回国。

1954年10月，贝熙业被要求离开中国时，经向我国政府请求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离境时允许带妻子吴似丹同行，但身上只能携带30美元现金，房产被没收充公，其随身托运的私人收藏的五箱古玩被海关悉数扣押，后经法国政府反复交涉才予退还，至今仍存放在法国大使馆内。他带走了自己的手稿、书信、照片、书籍、奖章和证书，回到法国马赛时已经一贫如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