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8日，上午，我在西湖边孤山南麓的浙江省博物馆参观，走出主楼，看到路边有一块巨大的石头，石头上插着一柄宝剑。原来这是浙江省博物馆为了纪念收藏越王者旨於睗剑而专门立碑。越王者旨於睗剑为铜质，通长52.4厘米，剑体宽阔，中脊起线，双刃呈弧形于近锋处收狭。此剑的所有者为“越王者旨於赐”。“者旨”读为“诸稽”，是越王的氏，“於赐”则为名。越王於赐即越王鼫与（公元前464年—前459年在位），他就是曾“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之子，与此剑同铭器传世共有7件。此剑于1995年由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以136万元港币购回，后经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出资买剑并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

 

大石头纪念碑的后面有一个小门，通往文澜阁。文澜阁是一座三进深的院落，坐北朝南，东邻浙江博物馆，西北接中山公园，南临西湖，背倚孤山，东西约35米，南北约90米，占地总面积约3150平方米；其整体建筑包括门厅、厢房、门厅前庭院、门厅后假山、御座坊、水池轩廊与长廊、趣亭、大御碑亭、光绪御碑亭和藏书楼主楼，总建筑面积约达1750平方米；在中轴线上，自北而南为主阁、水池、御座坊、假山、垂花门，其东西又对称布置御碑亭、月台、游廊、趣亭。文澜阁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庭院建筑群，既有江南园林的雅致清新的意境，也有皇家建筑均衡对称、庄重严谨的特点。

 

文澜阁大门的门额“西湖博物馆”，现在属浙江省博物馆范围。文澜阁原为清康熙帝南巡时，在孤山兴建的行宫，雍正五年改为圣因寺，乾隆十六年，分圣因寺为二，复建行宫。乾隆四十七年拟将圣因寺后之玉兰堂改建为文澜阁，因逼近山根，地势潮湿，不宜藏书，遂将圣因寺旁原藏《古今图书集成》之藏经阁改建，改建的各项工费均由浙江商人捐办，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文澜阁建成，据时人记载：“阁在孤山之阳（南麓），左为白堤，右为西泠桥，地势高敞，揽西湖全胜。外为垂花门，门内为大厅，厅后为大池，池中一峰独耸，名‘仙人峰’。东为御碑亭，西为游廊，中为文澜阁”。文澜阁成为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皇家藏书楼。

 

文澜阁或许是受到西湖及江南建筑风格的影响，与孤山地形结合，每个建筑元素都用矩形体块来实现与群体的统一，文澜阁群体建筑秉承中国传统建筑布局，主要特点是顺应地形高低，适当点缀亭榭、游廊、水池和叠石之类的建筑物，并通过游廊使之互相贯穿，园内亭廊、池桥、假山叠石互为凭借，贯通一起，风格典雅，整个建筑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在满足功能的基础上吸取江南民居的建筑特色，使得文澜阁建筑群与西湖风景区融为一体，人行其中，流连忘返，文澜阁因此成为杭州西湖旁孤山一带亮丽的风景线，焕发着别样的光彩。

 

文澜阁第一进原为垂花门，现在经过改建后，阁前庭院的垂花门和厢房，围合成一个面对西湖的小广场。二进门厅，入内即是一座玲珑剔透的假山，有如影壁，假山中开洞壑，可穿越、可登临，玲珑奇巧。假山分两峰，东峰有月台，西峰有趣亭。乾隆第六次南巡时在四十九年三月到杭州，此时文澜阁已建成。乾隆亲览其地，登假山上之趣亭、月台，赋诗各一。《月台》：“叠石为山路不长，月台重肖米襄阳。限于地异平湖好，登望微嫌似面墙。”《趣亭》：“文源取式逮文津，亦有趣亭栖碧峋。寄语将来抄书者，文澜不外史经循。”

假山中间，穿过一道石洞，就是皇帝休憩和召见臣下的御座房。御座房是一座金色琉璃瓦的硬山顶建筑，是皇帝休憩以及召对臣工、引见庶僚的地方。现在是四库全书展厅，展示了文澜阁四库全书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厅内以“文澜遗泽”为题，对“文澜阁”的历史和成就作简单的介绍。

 

清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下诏搜访遗书，并下令儒臣校勘《十三经》等经典。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帝正式批准大学士刘统勋等人议定的辑校《永乐大典》章程，并下令“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随后，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等三人被任命为总纂官，并从翰林中选了数人组成了四库全书的编纂班子—四库馆。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历时十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编撰并抄录完成，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81册，约10亿字。《四库全书》是继《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之后编纂的一大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类；“子部” 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类，总共44类。

 

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是他认为自己的统治的清朝已成为空前的“盛世”，所以在文化工程上要有大的建树。而编纂《四库全书》，从规模上就能超越明成祖朱棣下令编纂的《永乐大典》和他爷爷康熙皇帝下令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炫耀大清皇朝的文治。这个时候编纂《四库全书》，也有其客观的原因，一是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社会环境安定，修书期间，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二是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乾隆皇帝从酝酿到修成，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亲自安排；三是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四是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四库馆臣总计360人；五是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从《四库全书》的筛选环节开始，就剔除、销毁、删改一些“有问题”的书，尤其是其中不利于清廷统治的内容。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有6793种，93551卷列入《四库全书总目》，但最后被清廷禁毁图书高达3100多种、14214卷、15万部以上，10年内发生了48起“文字狱”。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还有不少删节或挖改。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

 

《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四库全书》的内容极为广泛，集我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天算、舆地、科技、医学等方面著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虽然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有“寓禁于征”的考虑，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时，乾隆皇帝已经是74岁的“古稀天子”。考虑到自己的年纪和当时的印刷水平，他不敢保证在自己驾崩之前这事可以做完。这是因为，把编纂完成的《四库全书》印成书，要刻出将近115万块印刷《四库全书》用的雕版，要制作8亿个印刷《四库全书》用的活字。所以，编纂《四库全书》的机构——四库馆，只好采用一种效率更高的“笨办法”人工抄写。于是，四库馆从全国征集选拔出来3826人，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每人每天每天抄1000字以上，字体不工整者，查到一次还要罚每天多抄10000字。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就这样，当时先抄四部，分藏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内廷四阁”。后乾隆皇帝因“江浙人文渊数，允宜广布，以光文昭”，又命续抄三部，分藏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是为“江南三阁”。加上存在翰林院的底本，所以《四库全书》共有八部七阁。现江南三阁惟文澜阁及所藏《四库全书》存世，成为“东南瑰宝”，对于研究清代藏书文化和建筑历史有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古今图书集成》开始编撰于康熙四十年（1701），印制完成于雍正六年（1728），历时20多年，全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规模宏大、分类细密、内容非常丰富，且图文并茂，一套共有5020册，1亿6千万字。该书第一版用铜活字排印，是我国印刷史上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工程，只印了64部，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乾隆皇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向各地官员、藏书家征集图书，规定凡向朝廷进书500种以上者，奖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当时天一阁主人范懋柱因进呈书籍多达600多种，获得了乾隆皇帝嘉奖的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这些都有史料记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和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皇帝又先后两次把反映他十全战功的铜版画十六幅《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和十六幅《平定两金川得胜图》，赐给天一阁。

 

隋唐以后的皇家图书馆及秘书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图书之所，都是按照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的，名为“四库书”。清乾隆开“四库全书馆”，使成编时，名为《四库全书》。因为有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清乾隆以前的很多重要典籍才得以较完整地存世。 纪昀（1724年8月3日-1805年3月14日），字晓岚，别字春帆，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孤石老人，直隶献县人。清朝政治家、文学家。他一生中领导和参与多部重要典籍编修。因此，纪昀是中国文化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学者。 一生悉付《四库全书》，其《阅微草堂笔记》和《纪文达公遗集》传世。董诰（1740-1818），字雅伦，西京，号蔗林，一号柘林，董邦达长子，浙江富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顺天乡试举人，明年成进士，殿试各列一甲第三，乾隆帝以其系大臣子，改置二甲第一，为传胪，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三通馆协修，武英殿篡修。散馆后，改任编修。董诰历任礼、工、户、吏、刑各部侍郎，《四库全书》副总裁，奉命辑《满洲源流考》，充武英殿总裁，以至文华蓼大学士。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波及浙江，咸丰十年、十一年，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城，文澜阁也未逃战火劫难，《四库全书》散落阁外，幸亏江南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及时发现，夜中潜入文澜阁，用小船将剩余的四库全书偷偷运出，又立即招募年轻力壮者数人，冒险前往杭州，到文澜阁废墟上翻捡搜寻，并把找到的书册连夜运回留下，不避艰险，毁家纾难，冒着战乱的风险，收集残籍予以保护，并雇人每日沿街收购散失的书本。如此半年，他们抢救并购回阁书8689册，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4。

 

文澜阁本已残缺不全，一项浩繁的抄书工程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下开始了。丁氏兄弟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了100多人抄写，组织抄书26000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此项工程历时7年得以完成。光绪六年（1880），浙江巡抚钟麟重建文澜阁，次年落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珍藏。后丁氏又多方搜集和补抄，至光绪十四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恢复原貌。而“江南三阁”中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全部被太平军焚毁殆尽。

 

因丁丙在抢救库书中贡献卓著，故而前后共有《书库抱残图》三帧纪录其功绩。同治六年莫友芝应丁氏兄弟之请，为画卷篆文“书库抱残图”置于卷端。《书库抱残图》第一图作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文澜阁遗书暂贮杭州府学尊经阁之后，因当年年文澜阁主事者陆光祺尚在上海，丁丙请其回杭整理书籍，并请绘图以纪事，左宗棠名之曰《书库抱残图》，莫友芝作篆书“书库抱残图”五字题其端。《书库抱残图》，莫友芝篆书陆光祺曾在阁圮前管理文澜阁库书，绘图毕，复有跋称：竹舟、松生两昆仲，慕义嗜古。当辛酉避地西溪，得文澜阁藏书万余卷，皆昏夜暝搜，获之颓垣败瓦间，其掇拾可谓勤矣！余从事阁中十余年，咸丰庚申之变，会垣惨被兵燹，而阁独存，书籍无恙。不虞辛酉之复遭蹂躏也。萍漂沪渎，得遇贤昆季，于流离琐尾之余，谈次得悉阁中崖略。独此阁书，经贤昆仲收合遗烬，虽仅十分之二，而守缺抱残，非有心人其能冒险担此耶！同治甲子春，会垣再复，重返里门，固作是图以纪贤昆季慕义之殷，不仅嗜古云尔。陆光祺绘为此图作记者为孙衣言，题辞者有章鋆、丁寿祺、高心夔、吴昆田、陈銛等。另谭钟麟、汤肇熙亦有跋语。此图右方有“武昌张裕钊敬观”七字，下钤“廉卿”朱印，张裕钊为咸丰、同治间著名书法家、古文家，他的题名足为此图增光。

 

到了民国时代，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组织补抄，这就是所谓“乙卯补抄”。这次补抄主要由徐锡麟的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申甫2人自费所为，历时七年，甚为艰辛；后来，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对徐仲荪、堵申甫的执着精神所感动，但他知道，“修补”工程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的力量很难完成，必须由政府出面牵头。在他的重视及关注下，补抄工作开始由官府组织，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洗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经过丁、钱、张等人的共同努力，最后完成的《四库全书》比原来更为完整。补抄依据版本优良，集清末全国藏书楼之精华；许多被馆臣删改的文字按原样据原本得以恢复。《四库全书》历经磨难，经历了三次补抄，终于得到保全。因此，补齐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是7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因此，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高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资源。

 

钱恂（1853～1927），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晚清著名外交家，晚清和民国时期思想开明的学者。民国元年（1912）浙江图书馆馆舍落成，钱恂担任浙江图书馆首任总理（馆长）。依照之前的浙江谘议局决议，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划归浙江图书馆保管，钱恂接收了这批藏书。将《四库全书》移藏到馆舍西侧一墙之隔的红洋房。到了民国四年（1915），已调任参议院的钱恂，仍心系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呈请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批准后，在北京设立了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馆，亲自负责，组织补抄《四库全书》。因民国四年为乙卯年，后称“乙卯补抄”。此次补抄历时八年，甚为艰辛。

 

张宗祥(1882—1965)，浙江海宁人，现代学者、书法家。民国十二年（1923），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被前人的执着精神所感动，在钱恂的补抄刚结束不久，下决心再度补抄。1923年是癸亥年，故史称“癸亥补抄”。他用最为耿直的态度对待《四库全书》的补抄：一个，他“不愿向公家要钱，受着种种闲气和束缚”。另一个，他筹钱募捐，只找浙江籍人士，非浙江籍人士即使富可敌国的也不找。后经证实，这种耿直到“固执”的倔强，还是有远见的。张宗祥仅仅从上海、杭州等地的浙江籍达官贵人和商界巨子手里，就募集到16200块银元。在他主持的“癸亥补抄”一年间，就抄书2046册，4497卷；临完成前，又重新校对丁氏兄弟抄书213种，2250册，5560卷，12000多块银元刚好用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岌岌可危，《四库全书》又面临巨大的灾难，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叔谅担心阁书被炸，决定8月4日把装有《四库全书》140箱，还有88箱的《古今图书集成》，共228箱，运到富阳鱼山石马村赵宅。省立图书馆毛春翔与一位工友在那里保管图书。10月日机频频轰炸杭州，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君美诚雇工搬运书箱到建德。没过多久，杭州沦陷，将书运到金华，又找车转运到龙泉。1938年1月底，浙大教授李絜非来浙江，安排把140箱《四库全书》运往贵州，而88箱《古今图书集成》则继续留在龙泉。1938年2月22日，日寇组织的 “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派了9个人从上海赶到杭州，此时的浙江图书馆已是人去楼空，他们一无所获。从1938年4月25日开始，《四库全书》在贵阳度过了6年多，抗战后期，日军从广西北直犯贵州。1944年11月，贵州告急，12月23日，《四库全书》完整运达重庆青木关。1945年8月，日寇投降，1946年5月15日，《四库全书》由6辆卡车载运，经过50天的颠簸，终于回到了杭州。

 

从御座房出来，沿着回廊走向后面的文澜阁，中间有一方池，水与西湖相通，以假山围砌，花木点缀，池中一峰奇石直抵青空，石形似人，得名“仙人峰”，又称美女峰，是西湖假山叠石中的精品，与杭州曲院风荷的“绉云峰”、苏州留园的“冠云峰”合称“江南三名石”。

 

水池东有边御碑亭，亭内有御碑，上刻清乾隆皇帝题诗及颁发《四库全书》上谕，为乾隆兴建江浙三阁之诏谕。御碑为乾隆题诗和《四库全书》上谕均由浙江巡抚谭钟麟誊录。高宗（乾隆）第六次南巡时在四十九年正月，到杭州时为三月辛丑，此时文澜阁已建成。高宗亲览其地，赐题敷文观海匾额，并作《题文澜阁》诗：“四库抄书蒇次第，因之絜矩到南邦。班佣此实官帑发，卢径彼殊众力扛。兖钺必公慎取舍，淄渑细辨斥蒙庞。范家天一于斯近，幸也文澜乃得双。”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以资藏庋。现在缮写头分告竣，其二、三、四分限于六年内按期蒇事，所以嘉惠艺林，垂示万世，典至巨也。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泣士子涵濡敎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着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分，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敎思无穷之盛轨。钦此。光绪七年六月吉日兵部尚书浙江巡捕臣潭钟鳞恭录。”

 

水池之后则是文澜阁主楼，是整个建筑群最耀眼的环节，同时也是空间序列的结束部分。阁前放置的香薰炉燃起香薰，不仅具有驱虫避蚊之效，同时使得主楼在香薰的烟晕下更显庄重。文澜阁建于高56厘米的台基上，东西24.5米，南北13.80米，约826平方米。阁上檐中间悬挂“文澜阁”满汉文匾额。原匾额字为清高宗御书，已毁，今匾字本请光绪御书，结果由南书房代笔，由京制好送杭。文澜阁前，楼建台基上，台前有护栏，护栏外安置二鼎、二鹿，皇家气派，汉白玉的石栏板制作精美。文澜阁前石座上原有的四件陈设已遗失，遗失年代不详。据《文澜阁图》以及《文澜阁志》中袁昶《文澜阁铜鹿引》推断，石座上的陈设应为铜鹿和香炉。

 

文澜阁作为以藏书为主的建筑群体，最大的隐患即火患，在当时科学技术欠发达的大环境下，古代的文人匠师们会把自己的理念与文化运用到建筑的设计中。首先从文澜阁主楼的命名就能充分体现这一点。“文澜”寓意“波澜”，且“澜”本与“水”意相近，以克火之隐患。其次体现在建筑外观上，屋顶为悬山顶建筑体，正脊两端以“鸱吻”收口，有吞火之意。建筑整体以白墙、黑柱构筑而成，黑与白代表五行中的金与水，金生水，有克火之意。再次，则体现在建筑的内部构造上，古代数字有阴阳之分，偶数属阴，奇数属阳。建筑遵循宁波天一阁的设计理念，为结构六开间楼房，外观二层，中实三层。顶层通作一间，取“天一生水”之意，底层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上通为一，下分六间”，六是偶数，属于阴，象征水，具有克火之意。

 

进入文澜阁一层，正中是御座，御座上悬挂赐题“敷文观海”匾额，周围是仿古家具、瓷器，还有几排黑色木制书柜，两侧柱联：“鸿去燕归往事如烟霭，星移斗转翰墨犹似芝兰。”嘉庆版《两浙盐法志》这样写文澜阁最初的藏书布局：“第一层中藏《图书集成》，后及两旁藏经部，第二层藏史部，第三层藏子、集二部。”一层到三层，整整齐齐地排放着黑色柜子，双门，插销铜锁，总共有108个，柜子上左右两竖排烫金字“文澜阁尊藏，钦定四库全书”。 都是光绪年间重建时的原件，虽历经风雨百年，风采不减。

 

文澜阁初建时，一层明间设御座和书案，两侧藏《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经部。文澜阁重建后，一层明间废御座和书案，除《古今图书集成》外，增储《劝善要言》《全唐文》《剿平粤匪方略》等。二、三两层藏书不变，分别为史部和子部、集部。《四库全书》，按照子、史、经、集分类、归纳。第一层，存放经部。第二层，存放史部。第三层，存放子部、集部。文澜阁的规制为明二层暗三层：“由于《四库全书》的藏书量大，匠人们创造性地在腰檐处增加夹层，内为上、中、下三层，扩大了藏书空间。文澜阁夹层上方井口的运用则更有利于书籍的搬运、通风和采光。这些设计体现了古代工匠构思精妙的聪明才智和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灵活多变的结构特点。文澜阁里的书都是按次序排列在各层，既不能使书之次序颠倒混乱，又不允许架上有高低不齐，《文澜阁志》中就记载了文澜阁排架图。

 

文澜阁与文渊阁等七阁一致，均仿宁波天一阁式样，但有所改动。原阁为歇山顶，重修后改成硬山顶。从乾隆四十七年圣旨中“将文渊阁式样带去”知道，文澜阁建筑图非自己设计，乃是采用文渊阁式样，而庭院、假山、水池等布置，仅是参照，有着自己特色。天一阁为硬山顶，文渊阁改为歇山顶，文澜阁原阁也是歇山顶，从嘉庆《两浙盐法志》上所绘文澜阁原图可以得到佐证。阁脊两头为龙头，檐端前后各有两尊神像。今阁顶用黑色筒瓦，原是否用琉璃瓦未有资料记载。阁木结构，双檐，东西两面砖甃风火墙，以防火。明二层，内中夹一暗层为三层，较天一阁多一层，高出许多，大概是书多的缘故。楼六楹，其中西边一楹为楼梯，窗扉皆为绿色，意取水色克火。

 

文澜阁主楼的东侧有一御碑亭，碑亭为四方攒尖顶。光绪御碑碑正面刻“文澜阁”满汉文，字与匾额同。碑背面刻有清光绪五年（1879年）秋，谭钟麟调任浙江巡抚加兵部尚书衔时，奏请的匾额。光绪年七十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谭钟麟奏修复文澜阁，请颁发匾额方略，并将搜求遗书之绅士奖励等语。浙江省城文澜阁，毁于兵燹，现经谭钟麟筹款修复，其散佚书籍，经绅士丁申、丁丙购求藏弆，渐复旧观，洵足嘉惠艺林，著南书房翰林书写文澜阁匾额颁发，并著武英殿颁发《剿平粤匪方略》一部，交浙江巡抚祗领尊藏。主事丁申著赏四品顶戴，以示奖励，钦此。

 

文澜阁前檐廊东有月门通太乙分清室，进入小门，里面是一处宽敞的院落，北面是太乙分青室。太乙分青室为士子抄阅、憩息之处，光绪七年重建文澜阁时添建。太乙分青室现为清代文人雅居陈列馆。太乙分青室屋前悬“太乙分青室”木匾，上载“宋西太乙宫旧址，特建文澜阁，藏四库书，诏许世子观摩卷写，荣誉校书无禄矣。”室内中堂为竹石图，联曰：“秋水初晴浪澄烟外，幽兰未放香在云端。”南宋理宗时，卢允升等奏称：福太乙（星）临吴越之分乃即延祥园建太乙宫（既今文澜阁）。东方又称青方，按天文分星而言，“太乙分青”寓意太乙星的东方。平屋即在文澜阁的东方，故得名“太乙分青室”。太乙分青室有三间，专供士子阅抄书之用。两侧各有二小书房，可用于“琴棋书画”。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避暑山庄文津阁本于1950年代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仅存的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