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8日，下午，我在游览西湖边上游览西泠印社的时候，也顺便参观了中国印学博物馆，因为中国印学博物馆与西泠印社相连相属，在西湖西泠桥东，面临里西湖，是由西泠印社筹建的我国第一座集文献收藏、文物展示、学术交流于一体的印学专业博物馆，馆舍是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重檐翘角，高堂华屋，亭阁、连廊等建筑，与西泠印社浑然一体，与湖光山色相容无间，绿草茵茵，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宜人的自然风光相融合，使之成为一座国家级的园林式博物馆，印学博物馆大门上的匾额“中国印学博物馆”由赵朴初题写。

 

印学博物馆正门矗立着一尊4.2米高的汉白玉龙钮巨印，印侧边款为赵朴初社长题写的“中国印学博物馆”馆名。中国印学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博物馆，能够最终被国家文物局批准建立在杭州，除了杭州作为印学名城，拥有历史悠久的西泠印社和深厚的篆刻艺术积淀外，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赵朴初为印学博物馆的获批和筹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3年当年作为杭州市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点窗口工程西泠印社筹建中国印学博物馆的申请，被国家计委和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立项。在筹备建馆的工作中，文物的征集工作艰巨而紧迫，国家文物局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展馆里的许多珍贵展品，都是海内外社员和各界热心人士慷慨捐赠的。

 

中国印学博物馆总占地1300多平方米，主馆是原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别墅，也称杜庄，雅号寂庵，寂庵建筑面积有330平方米，高敞厅室，宽大走廊，中式屋顶，木质门窗，雕饰精细，屋数为外二内三，较为独特。当年的杜庄极尽奢华，整天都是门庭若市，灯红酒绿，是杜月笙用来笼络讨好达官贵人的逍遥场所，他不仅经常往此地运送上海的吃、穿用品，还常派沪上的中、西厨师来此为客人服务，似乎与寂庵之名颇不相称。

 

由正门步入大厅，迎面是一扇花岗岩浮雕玄关，上面镌刻着数枚细腻精致、典雅富丽的印章，浓缩了印学三千年的历史。一楼是300平方米的历代玺印厅，由几大主题展示构成。中国印章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以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和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闪耀着华夏民族的智慧。

 

中国印章的早期形态，来自于新石器时代的陶拍。制陶过程中，人们为了在器物上拍印纹饰，采用了固定的陶拍（陶印模），以提高效率。后出现文字印模，以标志器物生产的地方和陶工的姓名。陶拍有柄、有穿、有纹饰或文字，在陶器上连接压抑使用，已具有印章基本的外形和功能了。

 

殷商时青铜器冶铸工艺十分发达，用于铜器制作中捺印纹样、图案、文字的铜印模随之出现。经西周的孕育，至春秋以后玺印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其功用也有了很大的扩展。当时文书往来，货物流通的封检及器物制作的信用，多以玺印为凭证，并且成为等级身份的象征与行使职权的信物。

 

玺印发展至战国，各种形式和内容都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官私玺印大多都随身佩带，质地已发现的有铜、银、石等，以铜玺最为常见。使用方法主要为直接抑印或钤于封泥，因而产生了相应的形制。官玺的形制大小，钮制与用途有关；私玺讲究便利和美观，表现内容有所扩展，出现图形印、成语印以及与佩饰相揉合的多样品式。随着其制作工艺水平的极大提高，玺印文字书法、构图技巧也渐趋娴熟。形式有朱文、有白文，或铸或凿，在各种印形中自然变化，达到了朴实、生动、和谐的艺术效果。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经济文化都带有地域性差异，玺印一定程度上也受这种差异的影响，多样的钮制和因地域分割而出现的不同印文风貌，是此期玺印最显著的特点。在文字及形制风格上出现不同的特色，齐玺文字雄强浑朴，形制较为特殊；燕玺形式多样，布局峻整；三晋玺印文字大多朱文铸出，工整清丽；楚玺印文布局自由散逸，间有边栏和十字界格；秦玺则多有边栏，常见田字格和日字格形式，文字承西周青铜器铭文遗风，与六国玺印判然有别，为其后统一的秦汉印制所承续。

 

战国玺印的形制，第一种是官印，一般而言其大小，多为2至3厘米，基本上取方形，而属于特例的“日庚都萃车马”就大至 7厘米，燕国的长条形官玺、齐国出土的上出形官玺。第二种是不同地域的形制的私印，大小多在1至2厘米，有圆形扁方、三角等形制的私印。

 

成语印是私印的一种，内容分箴言和吉语二部分。箴言印主要流行于战国，吉语印则见于战国、秦、汉各个时期，其性质变化多样，内容所涉广泛，在当时，既是人们随身佩带的饰品，又蕴涵着寄托理想和社会观念的意义。

 

图形印又称肖形印、象形印，是古玺印的一种类别，主要以图形为表现内容，其雏形最早出现于西周之际，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玺印在社会生活中用途的进一步扩大，图形印也渐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战国时期的图形印，铸造工艺精巧，图像朴拙、洗练、传神，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其功用当与敬神、辟邪、祥瑞或佩戴赏玩有关。至汉代，图形印的发展达到了高峰。不仅数量多，且钮式变化也比前期多样。表现内容十分丰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风尚。

 

秦统一六国以后，秦代推行“书同文”的政令，印章的形制和文字逐渐走向规整，开始确立了与中央集权政治相适应的比较完整的官印制度体系，至西汉臻于完备。这一时期的官印制作颁发统一由掌管符玺的官署执行，各种钮制、各级官爵印的质料、形制、印绶均有严格的规范，且与“玺”、“印”、“章”三种称名相对应，成为等级的标志，缪篆成为印章的专用书体，由此形成绵延近八百年的秦汉印系。

 

秦代官印，有边栏，有界格，文字结体紧敛，笔形于方折中多带有秦小篆自然圆活的特点。汉初沿袭秦制，西汉中期以后，官印文字渐趋方正，结构紧密，布局饱满，已无界格。缪篆的形式至此形成，并一直为玺印制作者所沿用。

 

玺印发展至汉代，各种形式已臻完备并出现制作上的高潮。官私印钮式多样，形制十分精美。文字属缪篆系统，布局讲究平稳协调，具有端庄淳厚的特点。东汉官印初期承西汉法，中期以后文字渐受隶书的影响，笔形多取转角方折之势，结构更趋平正。私印形式自由不拘，流行玉印和鸟虫书印，风格华美精丽，极富艺术魅力。这一时期封泥遗存十分丰富。

魏晋南北朝社会急剧动荡，遗留下来的大多为武职官印。其官印体制虽仍规模两汉，但各朝颇不相同。两晋官印文字因受汉字书体向楷书演化的影响，笔形结构有渐趋草率，简化的倾向。南北朝官印凿刻仓卒，印文风格先后出现细劲猛利和粗犷结密的新变化。十六国后赵的钮制自成系统，北朝龟钮体态雄强，雕镂较有特色。此期中原朝廷颁给少数民族的官印，钮制当与不同的族别有关。

 

隋代对旧制多有变革，随身佩带的职官印被中央及地方的官署印所取代，官印形制增大并一律铸作朱文，印文使用圆活疏朗的小篆，用印方式完成了由封泥向钤色的过渡。唐承隋制，隋以后的官印，印文除西夏采用白文外，其余均为朱文，篆法与秦汉不同，各朝风格代有变化。隋唐官印通用小篆，笔形婉曲圆活，布局疏朗。

 

唐宋以来，因社会环境因素的转化，私印的凭信功用有了新的扩展，一度衰落的私印呈复兴的趋势，并出现与官印不同的演变走向。部分私印作为鉴藏印，于唐代就在书画上使用，而渐开风气的宋元文人名号，斋室印和闲章，在扩大印章表现形式和内容的同时，也为其后文人篆刻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此期最具特色的是宋元大量楷书押记的铸造。

 

唐宋时出现楷书的官私印，印文风格别具一格。宋代与之相承，印文婉曲更甚，字划出现盘曲重叠，布局匀满，密不透风。辽、西夏、金、元曾以自创的民族文字入印，元代流行花押，丰富了印文的表现形式。但制作多仿造唐宋的模式。西夏及八思巴字官印纯用排迭屈曲的九叠篆，呈现绵密的风貌。这一时期，北宋官印背款加刻监造机构并实行印牌制度。金代出现编号、钮式朴素，形制简化，穿孔消失，渐次流行橛钮、弋钮。

 

明清官印主要因袭金元形制风格，边栏宽厚，布局更为结密，明代出现长形的关防印，为清代官印所沿用。清代官印用满汉两种文字对照，印文形制有严格的规范，形式走向刻板，艺术的意趣明显弱化。

 

二楼是流派印章厅，明代石质印材的出现，为文人雅士自镌印章提供了条件，并得以与书画创作相得益彰，印章从此成为艺术欣赏品。明代后期的文彭、何震、苏宣、汪关等印家，以追摹秦汉为典范，开创了吴门派、徽派、娄东派等各具特色的流派，是明清之际最享盛誉的篆刻流派。

 

清代主要篆刻流派主要有丁敬与浙派、邓石如与皖派，以及其他区域性的篆刻流派及印人，如乾嘉时期歙派代表印家巴慰祖、胡唐等，“晚清六家”吴让之、吴昌硕、赵之谦、胡钁、徐三庚、黄牧甫及其余绪。

 

取精用宏、各擅胜场的近现代篆刻。齐白石单刀直入，泼辣果敢，赵时、王禔、陈巨来工稳精能，来楚生渊源秦汉、融合吴昌硕印法，等等。这些印人的创作手法和审美风尚，对现代以来篆刻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博物馆后门有一游廊，游廊柱上有楹联：“为随乎乘经之府，相羊于众艺之区。”

 

在中国，印章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印章有两大类功能：一是象征功能，二是证明功能。前者用于象征权力和等级，后者则用来证明身份和行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印章的象征功能逐渐弱化，而印章的证明功能则成为主要功能。中国印章文化与书法、绘画、诗歌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艺术。可见中国印章文化在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有着的重要地位。制作印章的材质颇多，其中包括金、银、铜、玉等。自明清以来，翡翠玉石制作的印章成了皇家及达官贵人们最喜爱的物品。至如今，也是许多文人雅士、收藏艺术家的心头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