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座落于城市西南方向的武侯祠，乃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成都市区第一名胜。在童年记忆里，这里地处郊外，松柏森森，是一处好玩的地方。那时一路公交车的起点站是我住家所在的梁家巷，终点站即武侯祠，当时叫南郊公园。有时约同院的小伙伴去玩，用妈妈给的五角钱可以玩一天。全程车费大约是一角四分，来回二角八，中午一碗辣椒素面一角二，剩下的一角买门票后还可剩下几分秤一两杂糖以作零食，那真是童年快乐的一天。

物换星移，这个区域早已是成都的闹市区，而且因武侯祠的号召力，它甚至成了成都最火最兴旺的热闹街区之一。作为成都的第一打卡景点，武侯祠是旅游团的必游之地。不分寒暑，不分是否年节，此地永远人流如织，热闹非凡。九月十七日路过这里，想想至少已经三十年不曾踏入，于是随人流验证入门，来一个即兴的故地之游。

武侯祠是为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而建，在全国有好几处。除成都外，较有名的有陕西汉中（诸葛亮逝世之地），河南南阳及湖北襄阳（诸葛亮隐居之地），最著名的当然是蜀汉政权所在地成都的这一座。

有意思的是，成都这座著名建筑的名称其实不是武侯祠而叫昭烈庙。其正门的门楣上高悬“汉昭烈庙”的牌匾。昭烈者，蜀汉开国皇帝刘备是也。也就是说，这是为纪念刘备而建的官庙，官庙的后院才是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所以武侯祠在这座建筑中顶多算是配角和附属。然论起知名度，不要说其他地方，就算在成都，提到武侯祠，那是人尽皆知，问起昭烈庙，至少九成的成都人都会一脸懵逼，不知所云。

在刘备与诸葛亮辞世之后，蜀汉政权在成都西南先后毗邻而建昭烈庙和武侯祠，以供民众凭悼。屋称庙和祠，人分君与臣，地位当君高臣低，自然就庙大祠小。然而让官府始料未及，庙祠同在的第一天起，臣祠的香火即远超君庙，且差别甚巨。这当然是蜀中百姓对“贤相”诸葛丞相的肯定和爱戴，却让皇权至上的朝廷情难以堪，尴尬至极。本为短命王朝的蜀汉政权，对此尚来不及“拨乱反正”就已一命呜呼，致使这一局面延续竟达一千多年。

直到明朝初年，这一让历代王朝耿耿于怀的局面终于被打破。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子蜀献王朱椿，到成都后目睹武侯祠的兴旺和昭烈庙的凄凉，备感震动。受到强烈刺激的朱椿，将庙祠并立改为君臣和祀，置武侯祠于昭烈庙西偏院，君正臣侧以合礼制，杜绝臣祠兴君庙废的尴尬再现。唐朝杜工部诗中所描述的“丞相祠堂”不复存在，变为昭烈庙的附属。清康熙年重修武侯祠，从昭烈庙偏院改至后院，遂成今天的模样。

然民间却另有天地。无论统治者如何费尽心机，扬君抑臣，以昭烈庙冠名，百姓心中却只有武侯祠，心中有不改口，久而久之，“武侯祠”深入人心，“昭烈庙”却被人淡忘。此番神操作，初心欲强化昭烈庙，结局却仅余武侯祠。所以有诗云：“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却道武侯祠”。民心向背肉食者亦无奈何。

武侯祠大门始，沿正轴三重院落：前院左右各一碑亭，以右侧的唐碑最为有名，其文章，书法，刻技均堪顶级，故称“三绝碑”。正院最大，按朝堂摸式为刘备和文武大臣所建的塑像群，三国迷可以从中寻找自己喜爱的蜀汉英雄，门两侧壁上刻有南宋岳飞的狂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值得一看。刘备殿后即武侯祠，地势略低，须下几级阶梯，有“君高臣低”之意。这里最有名的是清光绪年滇人赵藩所撰之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据传此乃来川的封疆大吏之必看必揣摩。

中轴线侧，穿过红墙夹道，便来到刘备陵墓一一惠陵。公元223年刘备夷陵战败后病逝于现重庆万州的白帝城，遗体运回成都安葬于此。墓前一副对联意味深长，虽是站在蜀汉立场讥讽曹魏，然其画面感十足，让人浮想联翩：“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鳞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

较之以前，武侯祠有所扩大。在诸葛亮殿后面新建有“三义庙”及广场，另建有盆景园及池塘假山等园林景观，为厚重的历史增添些清新的气氛。

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在后世逐渐被神话。特别是元末明初小说《三国演义》的出现，诸葛亮更是走上神坛，成为智慧和谋略的化身。剥离神话外衣，真实的诸葛亮也确有些本事。他的远见卓识，一般认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隆中对》里。在这份蜀汉走向建国的路线图和纲领性文件中，二十七岁的诸葛亮对当时混乱如麻的天下局势作了非常清晰透彻的分析，为尚还“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刘备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和路线，解决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一首要问题，并“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对局势的惊人预判能力让人叹服。随后的蜀汉政权便是这种战略构想的产物。

然而在巨大光环的背后，《隆中对》的缺陷也是致命的。

刘备集团以复兴汉室为己任，无论真假，都是这一集团的招牌和号召力，也是其根本利益所在。如何实现？诸葛亮给出的药方是“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按此方针，欲实现大业，“跨有荆益”是前提。也就是说必须同时占有荆州和益州，才具备统一大业的基本物质基础。但还不够，因刘备集团过于羸弱，即使占有荆益，还需搞好内政外交，特别是“外结好孙权”，同时还需要等待时机，“天下有变”才有可乘之机。可见兼领荆益在这一战略构想中的极端重要性，是战略目标实现的绝对前提。而与吴结盟，抱团取暖，共抗强魏，也是必须的生存之道。

然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以蜀汉的实力，“跨有荆益”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从地理上看，荆益二州，虽山水相连，中间却隔了一座大巫山，两地联系主要靠的是长江三峡水路，关山阻隔，水急浪险。其交通条件甚至劣于益州北面的秦岭大巴山。相对蜀汉政权中心的益州而言，荆州其实就是孤悬山外的一块大飞地，战时很难及时驶援。而与周遭层峦叠嶂自成一体的益州相比，荆州却是另外一番情形。

《隆中对》里，诸葛亮这样描述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九省通衢的两湖平原，战略地位极重要，自秦汉以来，即属于中原逐鹿的中心舞台之一。若为蜀汉政权所据，则北可以伐曹魏，东可以击孙吴，确属当之无愧的“用武之地”。益州偏僻却易守，便于自保；荆州通达则重攻，强在出击。如欲天下一统，对蜀汉来说，荆州不可或缺。

然硬币都有两面，对强势者，荆州利于对外攻伐；对弱势方，却是不易防守。何况这是“用武之地”，兵家必争。你能北伐，他就能南征；你可东击，他亦可西讨。两面受敌之下，刘备在荆州的“上将”关羽其实难以应对。虽如战神附身，北攻襄樊，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中州。却被来自东吴的吕蒙白衣渡江，夜夺江陵，无奈之下命陨麦城。

荆州陷落，意味着《隆中对》的战略目标已经破产。随后蜀汉发动对孙吴的战争，名义是为关羽复仇，真实目的其实是企图夺回荆州，重温“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然而实力不济，被吴将陆逊火烧连营，大败于夷陵（宜昌），刘备本人撤退途中病逝。夷陵之战的失败标志着“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蜀汉梦彻底破灭。

吊诡的是，夷陵战后，蜀汉对荆州再无企图之心，吴蜀双方反而再无心结，真正的吴蜀联盟得以建立，“外结好孙权”的外交方略终于实现，三国鼎立局面最终形成。诸葛亮在《隆中对》的战略构思也算完成了一半。

武侯祠文物区旁是园林区，即以前的南郊公园。这里其实是原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抗战时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一级上将，四川最大的军阀实力派刘湘将军的陵园。该陵园仿清陵建造，为四川唯一北方陵园式建筑。刘湘墓紧邻刘备的惠陵，满足的是刘将军“认祖归宗”的心愿。

2020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