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阅读别的城市，虽然一个城市并非一定需要一个“她者”才 能被理解。这几年的
香港和上海却似乎谁也离不开谁，两个城市之间“从远处的观望” 已经变成鼻息相闻的“对视”，文学或影视作品中羞羞答答式的互看在《缘来一家人》 和《香港有个荷里活》中以近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得以延续，但更多的已经是 两个城市面对面的凝视，学者的交锋、生意人的自问、政要的呼喊、百姓的议论等等片 段，已经拼接成一幅香港和上海之间“看”与“被看”的生动画图。 与早期的相互观望相比，近年来香港和上海审视对方的角度有所改变，比较单一的文学 视角已经为全方位的细细观照所取代，较少的城市文化符码选读已经演变为对双方的社 会、经济、文化、生活、历史与未来的总体观察，对对方的注视也已经与对自身的自觉 反思结合在一起。比如，王安忆讲香港故事时只能“在实景处小着墨，在虚景处大发挥 ”，而许纪霖看香港时已经领略过“栋笃笑”，留意过“校园竞选”，深入过“Page One”，思考过香港的“色情”。又比如，香港对上海的阅读所选择的文本这些年发生 了明显的转换，老上海渐渐归隐，新上海悄然走上前台。 早期的相互观望中，香港和上海双方都还算心平气和，张爱玲只是在影射香港急于做殖 民主子的“妓女”，不敢直说香港是“坏人”，香港人也主要只是在“老上海梦”中注 视上海，定义自己。这些年，情况则大不相同，香港和上海心中都充满焦虑。先是许纪 霖在香港大谈“香港人文明而不文化”，暴露出“吃不到葡萄”的愤懑，香港人则在上 海外滩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的“港灿”身份，后是上海人天天盘算“上海何时赶上香 港”，香港人则日日担心“上海赶上香港还有多少年”。两种算计，一样心情。尽管它 决不是问题的全部，但它带给上海和香港的那份焦虑，总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这种焦虑的出现，印证了克莱茵的学说，在6至18个月阶段，婴儿视自己看到的东西为 异己的客体，产生焦虑或恐惧，焦虑或恐惧使婴儿对客体做出区分，自己能得到的就认 为是好的，自己得不到的就认为是坏的。当婴儿超越这一目标，形成自我意识时，自我 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又形成一种有忧虑成分的作用机制： 处在这个阶段的婴儿，仍然受无法控制的贪婪和施虐狂冲动的支配。在幻想中他所爱的 客体不断在贪婪和憎恨中受到攻击，被摧毁，被撕成碎片；受到攻击的不仅有外部客体 而且有内部对象，继而整个内部世界都感到被摧毁、被击碎。（Peter Fuller, Art and Psychoa-nalysi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8, p.115.） 此时的上海和香港，就如那6至18个月的婴儿。 早期的相互观望中，上海和香港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她者”的轮回，尽管两座城市在长 期发展过程中给人互为“她者”的印象，“看”与“被看”的关系也初步显现，但“看 ”与“被看”的激烈冲突只是到了这几年才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此时的“看”已经是 一种典型的“她者”注视，或者是 Laura Mulvey所说的那种“将别人当作客体，使别 人遭受一种控制性的、好奇的凝视”；而此时的“被看”也已经有了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谈到“凝视”时所说的那种被别人看时的被客体化、被置于次要地位、被 威胁的感觉，甚至有了Laura Mulvey所说的女人被男人当做色情对象来看时的那种滋味 。 如同早期相互观望中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她者”角色转换与两个城市不同的发展命运息 息相关一样，这几年香港和上海之间“看”与“被看”的交锋背后，是两个城市政治、 经济、文化的大比拼，其中透射出实力的消长、地位的变迁和社会心态的调整。90年代 初，上海经过十几年的恢复性发展，经济建设才初见成效，香港的发展则气势如虹，因 而王安忆只能在香港故事中遥寄“上海梦”，黄碧云则悠闲地解构香港人的“上海情结 ”。1997年，香港经济体会到颠峰时刻，其后亚洲金融风暴、“9·11”等等不测风云 给香港带来的是风雨飘摇，上海则在一个接一个的“大变样”中脱胎换骨，2001年更是 挟APEC会议在上海举行之势，大张旗鼓地将自己介绍给世人。于是，有了香港“文明” 与上海“文化”的分野，有了“上海大哥徐辉”和“落难的香港弟弟徐明”的悲情，有 了“香港，你要活下去”的呼喊，有了仰视浦东的“港灿”，当然还有荷里活广场边那 可爱又可恨的女神。时至今日，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香港都仍然遥 遥领先于上海，但上海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显示出强劲的势头，而香港还在经济衰退和 经济转型的苦痛中挣扎。此种情境，“看”也好，“被看”也好，空中回荡着狄更斯的 声音： 这是最好的时代，亦是最坏的时代……这是阳光灿烂的季节，亦是长夜漫漫的季节，这 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亦是充满失落的冬天…… 百年来，香港和上海之间由“观望”到“对视”，形成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究其因由，既有历史的缘分，也有现实的根基，人们对此可以做出或复杂或简 单的解释，比如经济上的交往与冲突，资本与人才的流动与迁徙，文化的互动与混杂等 等。但我以为，“看”与“被看”的冲突之所以如此持久、如此激烈，与上海和香港这 两座城市都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意识直接相关。奇怪得很，上海人和香港人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都不是自己城市的主人，但就是在这样两座城市里，先后出现了身份认同意识特别 强的上海人和香港人。上海和香港都是移民城市，一般来说，移民城市的身份认同意识 会来得较晚，但上海人却特别早熟，不知从何时起，上海人就已经陷入了余秋雨所描述 的那种“无法自拔的尴尬”： 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则姗姗来迟，直到1960年代才出现明晰的“香港人”意识。而一个身 份认同意识很强的人，必定总是喜欢对别人看来看去，以求从“她者”的镜像中认同自 己，将自己与别人分别开来,并透过对这种差异的彰显，构建自我认同。正因为这样， 上海和香港之间的“观望”与“对视”势成必然；也正是因为上海人的身份认同在先， 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后，所以早早就有了张爱玲“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 而直到80年代香港才开始在“怀乡”中将上海作为自己的“她者”。与上海和香港各自 的身份认同意识共在的，是上海人的“外地人”观念和香港人的“大陆人”观念。在很 多时候，上海人大约并没有将香港人视为一般的“外地人”，特别是当上海人蛰伏在计 划经济的老茧里处于“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状态时；香港人也没有将 上海人视为一般的“大陆人”。但是，根深蒂固的“外地人”观念和“大陆人”观念， 一有机会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即使是在香港和上海之间，“看”与“被看” 的冲突背后，也常常晃动着它们的身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意识在“九七回归”前后空 前强烈，上海人的身份认同意识则在上海近些年来的强势反弹中再次勃兴。一个身份认 同意识极强的人碰上另一个身份认同意识极强的人，结果可想而知。 “看”与“被看”的冲突表明，香港和上海都还处在镜像阶段。在前镜像阶段，上海和 香港都没有形成独立的个性和主体性认知，却已形成自我认知的零碎幻象。在随后的日 子里，香港和上海从对方身上，观察到自己的镜像，昔日破碎的断片渐渐连缀成一个完 整的自我形象。这是一种既新鲜又痛楚的经验，在镜像阶段的这种经验中，上海和香港 的自我得到了确认，“她者”得到了区分。“她者”让上海和香港经验到自身的匮乏， 激起了上海和香港对完整自我的渴望，更导致了上海和香港在“她者”注视中对对方的 “阿灿”式或色情式等各种各样的想象。 “看”与“被看”的冲突也表明，香港和上海正为一种强烈的视觉文化所主导，“看” 与“被看”作为一种权力关系牢牢地制约着两个城市的思维，谁都希望掌握“看”的主 动，谁都希望成为福柯所说的“环形监狱”(Panopticon)中央的眼睛，成为一切形相的 主人。殊不知： 视觉将事物放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并让它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固定不变。对象化的意识永 远不变。在视觉中，世界凝固成一个个对象。每一眼都有一种看美杜沙的意味：它凝固 对象，将它们化成石头。 在视觉文化的主导下，上海和香港彼此疏离，双方都将对方对象化为供自己审视的“她 者”，而不是积极的对话人。 神话里说，那喀索斯（Narcissus）只爱看自己的镜像，而对别的一切漠不关心。香港 和上海，你何时能排遣那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意识，你何时能听听小仙女厄科(Echo)的 声音，走出镜中幻像，建设美轮美奂的动感之都，共塑比翼齐飞的双城！ 当然，我们也可以听听张爱玲的劝说，对一切都别太认真： 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地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 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 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